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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被母亲自私地占有,并不意味着母亲没有给予孩子情感上的关爱,相反,母亲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客体热爱着,但并不是以孩子真正需要的方式,而且这种爱的前提是孩子必须披着虚伪自体的外衣。这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却可能会阻碍孩子发展真实的情感。
爱丽丝·米勒
自大的人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而抑郁的人则生活在失去自体客体的恐惧之中。二者都不承认,失去或者没有自体客体都是过去早已发生的事,木已成舟,任何努力都不可能改变这一事实。
爱丽丝·米勒
如果自由的根基在童年就被切断,那么这种自由就无法实现。因此,自恋障碍的人只有不再害怕童年早期强烈的情感世界,才可能找到他的真实自体。
爱丽丝·米勒
马勒在她的书中写道:“母亲特别的无意识的需求可以创造一种孩子,激活孩子的无限可能性当中的一种,这种孩子可以发映她自己的独特的个人需求。”换言之,母亲一直以多样化的方式向孩子传递一种“镜像框架”,而孩子的原始自体要做出改变,去适应这个框架。假如母亲在孩子幼儿期的镜像功能是难以捉摸的,怀有敌意的或者让人忧虑不安的,假如她对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自信有所动摇,那么孩子在个体形成阶段,就不能从自己的共生伙伴那里得到一个可靠的情感的再次确认。结果就是,孩子的原始自体感觉会发生障碍。
爱丽丝·米勒
自恋障碍的病人可能在生活中鄙视过许多人,例如“愚蠢弱小的”弟弟妹妹或者没有教养什么都不懂的父母。所有的鄙视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抑制自己不愿表现出来的情感。鄙视弟弟妹妹,常常是因为嫉妒他们;鄙视父母,能够帮助病人逃避无法理想化父母形象的痛苦。
爱丽丝·米勒
我已经知道,对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局限,都有一个需求。否则,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局限。症状只是一个外在的结果。我们必须深入解决精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意志力和控制力没法实现的原因。他们只是与外部的症状作斗争,就像把杂草割掉却不把根挖出来。
露易丝·海
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小房间,里面装着我们童年悲剧的道具。这里面可能是一个人不为人知的幻想、反常行为,或者是部分尚未克服的童年痛苦。而唯一有机会踏入这个小房间的人,就是他们的孩子。新的生命进入里面,童年的悲剧继续上演。
爱丽丝·米勒
科胡特认为,如果我们不把一个客体当成是他自己行为的中心,而是当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那我们就自私地占有了他。如果别人不按照我们的期待或要求来行事,我们可能会感到非常失望、伤心,就像自己的胳膊突然不听使唤,或者某些理所当然的官能(比如记忆力)突然失灵了一样。突然失去对别人的控制,可能会引发我们强烈的愤怒。这种心态在成年人身上要比表面上看上去更普遍。我们喜欢把它称作一种病态的、不现实的、自私的心态。
爱丽丝·米勒
然而这种诱惑不可轻视,因为我们自己的母亲可能很少认真地倾听我们,甚至从不会诚恳地向我们透露她的内心世界。但是我们生命中永不泯灭的伤痛又让我们不会沉溺于这个幻想之中。
爱丽丝·米勒
中国家庭最大的问题是,夫妻双方如果总以指责和争吵解决问题,孩子就不会有高的自尊,也不会尊重自己和别人,这种创伤可能会导致一个人一生都没有安全感和渴望爱。
约翰·贝曼博士
我们需要先看见自己内心的美好,才可能真正看见别人的好;我们要先感受到对自己的爱,之后才可以去爱别人。
约翰·贝曼博士
我出生时贫穷,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都贫穷!
霍英东
神学家可能争吵,但世界的神秘主义者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Theologians may quarrel, but the mystics of the world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梅斯特·艾克哈特
RayDalio所说的时间恰好包含二战的起始时间,1939年9月1日到1945年的9月20。但是我不认为会发生战争,我非常认同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各国军备竞赛核武器的拥有国越来越多,使得发动战争的成本大幅上升,反而阻止了战争的爆发。假设要搞二次分配及税改制度,但直接税不好收。比如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提任何一个税种都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弹,反对声音最多的倒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人,反而可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首先会考虑新税种对自己会产生哪些不利的影响。房产税很难征,因为中国老百姓配置最多的资产就是房产。资本利得税针对股市的征收难度也很大,遗产税也是一种比较难实施的税种。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很多人认为第3次社会分配靠捐助,效果可能并不理想,但在大数据时代还是有推进的可能性。
李迅雷
从就业的角度来看,It行业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毕竟是科技引领时代进步,金融业的发展空间不大了,目前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在7.5%以上已经是超前发展了,今后金融业不可能是存量博弈,而是减量博弈。
李迅雷
我们要相信逻辑,而不要相信奇迹。无论是楼市还是股市,趋势性,整体性向上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资产过剩是大势所趋,由于无论是散户投资者,民营企业,还是VC、PE绝大多数都属于趋势,投资者喜欢追涨杀跌,所以他们一定会对资产过剩这一趋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配置核心资产,优质资产和稀缺性资产将是今后投资的理性选择。
李迅雷
过去有很多观察角度,可以判断经济的好坏,比如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情况,酒店的客房入住率,社会的用电量增速,如今经济增速不断下行,而失业率似乎没有特别突出,尽管大学生找工作难度加大,却依旧出现了用工荒的情况,经济型酒店总体过剩,五星级酒店会务却火爆。社会用电量增速回升,企业倒闭数量全在逐年增加,这说明一叶知秋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经济增速不断下降,分化现象就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在今后几年内都不太可能推行房产税的征收,因为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房地产的贡献率大概在20%~30%之间,但不推行房产税不等于没有办法来管控房价,因为只有抑制泡沫才能确保金融和经济的安全,所以今后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估计会下降。
李迅雷
搞区域均衡发展和缩小差距一直是一大部分人美好的愿望,但事实上却很难实现。过去40年国内各行政区域之间的GDP差距是在扩大而非缩小,其实这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密度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美国一半的GDP是由极少数经济活跃的区域创造的,因此我们还会认为中国所有的地区都必须搞大开发大更新吗?应该说绝大多部分的地区都不值得投资,或者不应该投资,因为未来中国经济的集中度还会提升,可能相当一部分以区域间均衡发展为目的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都是无效的。未来或许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都会被废弃。
李迅雷
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比相对高,有它的历史原因。比如说高铁,让任何一个民营企业去干都会破产,中国高铁的投资规模是巨大的,它是一个接近于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如果让民营企业去搞高铁建设,我认为不现实,也不可能。还有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港口、码头、航空和能源的基础管道等等,在中国都不太可能由民营资本投资。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让民营企业投资中国的能源管道是有巨大风险的。在中国,国有企业从事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有必要的。
吴晓求
按照美国或者是欧盟的标准,我们的市场经济可能在他们看来有一点不规范,但是要相信未来会越来越规范。中美两国的谈判千万不要涉及到作为主权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是底线。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凌驾在中国之上,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把握了这一点所有的谈判都能成功。
吴晓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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