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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饱经现实打击,而仍能不受影响去幻想时,理想主义的确可以予人快乐;但是更多时候理想主义会令人忧郁失望,不满现实。我自忖也许庸人多福,我国的古人曾经辛酸地羡慕过无知庸人,但是实际上,我却不相信他们会比别人更无牵无挂,他们难道不会为自私自利的兴趣及家务琐事而饱受折磨吗?
傅雷
一个人(尤其在西方)一旦没有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就自动成为生活中唯一的圭臬。大多数欧洲人看到中国人没有宗教(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而世世代代以来均能维系一个有条有理、太平文明的社会,就大感惊异,秘密在于这世上除了中国人,再没有其他民族是这样自小受健全的道德教训长大的。你也许已在聪的为人方面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道德主张并不像西方的那么“拘谨”,而是一种非常广义的看法,相信人生中应诚实不欺,不论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均不计报酬,像基督徒似的冀求一个天堂。我们深信,人应该为了善、为了荣誉、为了公理而为善,而不是为了惧怕永恒的惩罚,也不是为了求取永恒的福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是文明世界中真正乐观的民族。在中国,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养和我们最佳传统与文化熏陶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自然会不逐名利,不慕虚荣,满足于一种庄严崇高,但物质上相当清贫的生活。这种态度,你认为是不是很理想很美妙?
傅雷
真正的佛教教理并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狱;而是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度;觉悟是悟人世的虚幻,超度是超脱痛苦与烦恼。尽管是出世思想,却不予人以热烈追求幸福的鼓动或急于逃避地狱的恐怖;主要是劝导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与基督教的信仰成为鲜明的对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的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于偏执与热狂之途。——我们的民族本来提倡智慧(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们只看见古人提到彻悟,从未以信仰坚定为人生乐事 [这恰恰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幸福]。你认为韩德尔比巴赫为高,你说前者是智慧的结晶,后者是信仰的结晶:这个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们的民族性)。
傅雷
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多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情人的眼光一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都不相信:事先要不想到这一着,必招后来的无穷痛苦。
傅雷
……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念我那“掏炭的男人”。这想念像甘甜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虽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洗尘泥,飘飘欲仙了。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炭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有没有决心为他(她)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
路遥
其实,他在灵魂深处并没有低看自己。她显然不了解他这两年的变化。他之所以不愿和她再联系,的确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中的处境差异太大。但这并不是说,他认为他所走的道路就比上大学低贱。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他已不仅仅将此看做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
路遥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鲁迅
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邓小平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鲁迅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鲁迅
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蹰。
鲁迅
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鲁迅
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鲁迅
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
鲁迅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
鲁迅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鲁迅
很可能有只动物曾经私底下对我说过话,可我没听到,只因为我没在意。孩子们比大人更在意。如果弗恩说朱克曼家谷仓的动物说话,我很乐意相信她的话。也许如果人少说话,动物就会多说些。人是喋喋不休地在说话的——我可以向你保证。
E・B・怀特
看到印出来的东西、发表出来的东西,人们都会相信的。
E・B・怀特
我受过很多伤害,但我仍然相信爱情、永远和温暖。一个人开始相信永远、温暖并不珍贵,难能可贵的是内心遍布疮痍仍然坚信。特别是爱情。这样的人,值得敬畏。
雪小禅
你目前的苦不是苦,是福。不是大富之人,连受苦的资格都没有。没有经过苦难的洗礼,就背负不起太多的福。于是把你,折磨到生死边缘,增心智,健筋骨。苦尽甘来之时,才能抗得住福,接得住运。要相信这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弘一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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