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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义;为要行一定的主义,就不能不重在人。本来旧国家的政治也是重人,现代新国家乃重在法。但法从何来?须要我们人去造成他。所以党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我们要造法治国家,只靠我们同党人的心理。党之能够团结发达,必要有二个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义作用;至于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
💡 解读: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1920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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