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事的名人名言哲理格言警句语录 - 每日文摘
事
冲突的其他参与方的利害关系并不等同于第一层次参与者的利害关系。对第一层次参与者给予最忠诚和最全心全意支持的，通常是在外散居者。他们强烈地认同于自己亲族的事业，变得“比教皇还要笃信天主教”。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国家的政府利益却要复杂得多。它们通常也为第一层次参与者提供支持，即使它们不那样做，对立集团也会怀疑它们提供了援助，因而使对立集团支持自己的亲族变得合情合理。
萨缪尔·亨廷顿
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
萨缪尔·亨廷顿
国家A可以与国家C和国家D结成联盟，用均势来平衡它确认的潜在对手国家B的力量，或者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力量（这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或者结合使用这些手段。在此情况下，国家A和国家B互为主要平衡力量。其次，国家A并未将任何国家视为直接的对手，但是它可能从促进国家B和国家C的均势中得到好处，因为，如果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过于强大都会对国家A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国家A对国家B和国家C都是次要的平衡力量，而后两者可能互为主要的平衡力量。
萨缪尔·亨廷顿
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一般说来，各国在对自己的目的深思熟虑之后都倾向于采取均势策略。搭车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需要信任：一国支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往往寄希望于它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导大国是一个侵略性国家，用均势来平衡比较保险。
萨缪尔·亨廷顿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分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前者如索尔仁尼琴，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俄罗斯：包括所有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连的斯拉夫东正教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民族；后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们想重建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萨缪尔·亨廷顿
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显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成的，当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
萨缪尔·亨廷顿
美国人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把自己的社会看作与欧洲相对立。美国是一片充满了自由、平等、机会和未来的土地；欧洲则代表了压迫、阶级斗争、等级制和落后。这种把美国和欧洲相对立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至少直到19世纪末，美国同非西方文明只有有限的交往。然而，一旦美国走上世界舞台，它同欧洲的更广泛的认同感就得到了加强。
萨缪尔·亨廷顿
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了他们的根基，从事新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不论是主流的宗教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
萨缪尔·亨廷顿
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
萨缪尔·亨廷顿
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拥有实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实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
萨缪尔·亨廷顿
在社会心理学上，差异性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与12名从事其他职业的妇女在一起时，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
萨缪尔·亨廷顿
库恩在他那本有创意的著作《科学变革的结构》中提到，科学史上真正的发现，只能“从了解异常事物开始”。进步源自对反面意见的认可，受到压制排斥的异常事物（及其发现者）凭借反面事实揭竿而起夺取王位，颠覆一系列已确立地位的典范。新的理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占居优势地位，直到它们自身也僵化起来并对后起的异常事物麻木不觉，最后自己也被赶下宝座。
凯文·凯利
生物体在其一生中有很大的空间重塑自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罗伯特·里德指出，生物能通过以下可塑性来回应环境的变化：① 形态可塑性（一个生物体可能有不止一种肉体形态）；② 生理适应性（一个生物体的组织能改变其自身以适应压力）；③ 行为灵活性（一个生物体能做一些新的事情或移动到新的地方）；④ 智能选择（一个生物体能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做出选择）；⑤ 传统引导（一个生物体能参考或吸取他人的经验）。这里的每一个自由度都代表一个方向，生物体可以沿着它在共同进化的环境中寻找更好的办法重塑自己。考虑到它们是个体在一生中所获得的适应性，并能在以后被遗传同化，因而我们称这五种选项为可遗传学习的5个变种。
凯文·凯利
在改变其通用网络连接度参数的过程中，考夫曼发现了一个不会让通用汽车总裁感到惊讶的事实。一个只有少数个体可以影响其他个体的系统不具备较强的适应性；连接太少不能传播创新，系统也就不会进化。增加节点间的平均连接数量，系统弹性也随之增加，遇到干扰就会“迅速反弹”。环境改变时，系统仍能维持稳定。
凯文·凯利
生物退化的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栖息在全黑洞穴中的蜥蜴和老鼠据说随时都可能丧失它们的视觉功能。在我看来，肉体只要有机会就会将它每天背负的苦差事甩掉一部分。
凯文·凯利
法默学到了三件对于预测未来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你可以抽取混沌系统内在的固有模式，取得良好的预测；其次，进行一次有用的预测用不着看得太远；第三，即使是一点点有关未来的信息，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凯文·凯利
混沌既载有好消息，也带有坏消息。坏消息是：可做远期预测的东西，即便有，也只是一点点。而好消息，也就是混沌的另一面则是：就短期而言，有更多的东西可能比其第一眼看上去更具可预测性。而无论是高维系统的长期的不可预测性，还是低维系统的短期的可预测性，都来源于同一个事实，即“混沌”和“随机”是两回事。“在混沌中存在着秩序”——法默如是说。
凯文·凯利
共生关系中的各方行为不必对称或对等。事实上，生物学家发现自然界几乎所有的共栖同盟在相互依存过程中都必然有一方受惠更多，这实际上暗示了某种寄生状态。尽管一方所得就意味着另一方所失，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双方都是受益者，因此契约继续生效。
凯文·凯利
自由意志和创造性带来一个开放而无限制的世界。任何事情都可以想象，任何事情都可能实现。这就意味着，人这种东西，既可能创造令人痛恨之物，又可能创造为人所爱之事。
凯文·凯利
生命动力的复杂性已经超过了所有已知破坏力的复杂性。生命远比非生命复杂。生命自己就能打理死亡的事宜——掠食者分食被掠食者——由一种生命形式消费掉另一种生命形式在总体上无损整个系统的复杂性，甚至可能增加它的复杂性。
凯文·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