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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主要结论是: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如果把这两个结论用于没有文件证明的古代技术发展史,那就更加有说服力得多。当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注意到他们的炉膛里焚烧过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残留物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长期的偶然积累起来的发现会导致最早的罗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这种积累过程则是从最早的表项有半透明薄涂层的物品(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的类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
贾雷德·戴蒙德
美国每年要颁发大约7万份专利证书,但只有少数专利最后达到商业性生产阶段。有一项大发明最终得到使用,就会有不计其数的其他发明得不到使用。甚至有些发明当初本来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要而设计的,后来可能在满足意外需要方而证明是更有价值的。虽然詹姆士·瓦特设计他的蒸汽机是为了从煤矿里抽水,但它很快就为棉纺厂提供动力。
贾雷德·戴蒙德
我们讨论的起始点是“需要乃发明之母”这个格言所表达的普遍观点。就是说,发明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社会有一种未得到满足的需要:人们普遍承认,某种技术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或是作用有限的。想要做发明家的人为金钱和名誉的前景所驱使,察觉到了这种需要,并努力去予以满足。某个发明家最后想出了一个比现有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技术高明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个解决办法符合社会的价值观,与其他技术也能协调,社会就会予以采纳。
贾雷德·戴蒙德
文字是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去传播的,这两种方法在整个技术史和思想史中都可以找到先例。此类发明的传播形式多种多样。一头是“蓝图复制”,就是对现有的一幅详尽的蓝图进行复制或修改;另一头是“思想传播”,就是仅仅把基本思想接受过来,然后必须去重新创造细节。知道这能够做到,就会激励构你自己努力大干,但你最终的具体解决办法可能象也可能不象第一个发者的解决办法。
贾雷德·戴蒙德
我们知道,苏美尔文字的形成至少花去了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时间。我们还将看到,文字形成的先决条件是由人类社会的几个特点组成的,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会认为文字有用,以及这个社会是否能养活那些专职的抄写员。除了苏美尔人的社会和早期墨西哥人的社会外,其他许多人类社会——如古代印度的社会、克里特岛的社会和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也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然而,苏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碰巧分别是旧大陆和新大陆最早有了这些先决条件的人。一旦苏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发明出文字,他们的文字的细节和原则迅速传播到其他社会,它们可以不必再用几百年甚或几千年的时间去进行造字的实验。因此,其他一些独立的造字实验的可能性就被取消或中止了。
贾雷德·戴蒙德
文字同武器、病菌和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并驾齐驱,成为一种现代征服手段。组织开拓殖民地的舰队的君主和商人的命令是用文字传达的。船队确定航线要靠以前历次探险所准备的构图和书面的航海说明。以前探险的书面记录描写了等待着征服者的财富和沃土,从而激起了对以后探险的兴趣。这些记录告诉后来的探险音可能会碰到什么情况,并帮助他们作出准备。
贾雷德·戴蒙德
作为流行病而不是作为点滴的小病光顾我们的这些传染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
贾雷德·戴蒙德
我们最缓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出来的。自然选择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对于几乎任何一种疾病来说,某些人证明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强的基因抵抗能力。在疾病流行时,那些具有抵抗某种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反复接触某种病原体的人口中,具有那些抗病基因的个体的人数比例较高——这完全是因为没有这种基因的不幸的个体不大可能生存下来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
贾雷德·戴蒙德
轮子和文字不像作物那样同纬度和白天长度有直接关系。相反,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粮食生产系统及其影响来实现的。最早的轮子是用来运输农产品的牛拉大车的一部分。早期的文字只限于由生产粮食的农民养活的上层人士使用,是为在经济上和体制上都很复杂的粮食生产社会的目的服务的(如对王室的宣传、存货清单的开列和官方记录的保存)。一般说来,对作物、牲畜以及与粮食生产有关的技术进行频繁交流的社会,更有可能也从事其他方面的交流。
贾雷德·戴蒙德
斑马有咬了人不松口的讨厌习惯。它们因此而咬伤的美国动物园饲养员甚至比老虎咬伤的还多!斑马实际上也不可能用套索去套——即使是在牧马骑术表演中获得套马冠军的牛仔也无法做到——因为斑马有一种万无一失的本领,在看着绳圈向它飞来时把头一低就躲开了。因此,给斑马装上鞍子或骑上它是很少有的事(如果曾经有过的话),于是南非人想要驯化它们的热情减少了。
贾雷德·戴蒙德
约旦河谷最早的农民从他们能够得到的23种最好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选择了这两种最好的(大麦和二粒小麦)。当然,在栽培之后产生的演化,如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的改变,可能是这些最早的农民的所作所为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把谷物采集下来带回家去栽培时,一开始就选择了大麦和二粒小麦而不是其他谷物,这可能是有意识的行动,是以种子大小、好吃和产量高这些容易发现的标准为基础的。
贾雷德·戴蒙德
人类历史的主要事实之一,是西南亚的那个叫做新月沃地的地区在人类发展早期的重要性。那个地区似乎是包括城市、文字、帝国以及我们所说的文明在内的一连串新情况发生的地方。而所有这些新情况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有了稠密的人口,有了剩余粮食的贮存,以及可以养活不从事农业的专门人材,凡此种种之所以可能又都是由于出现了以作物栽培和牲口饲养为形式的粮食生产。
贾雷德·戴蒙德
男性猎人的行动往往要受到声望这类考虑的影响。例如,他们可能宁愿每天去猎捕长颈鹿,每月猎获一头长颈鹿,从而赢得伟大猎人的身份,而不是降低身份,每天确保采集到坚果,一个月背回家两倍于一头长颈鹿重量的食物。
贾雷德·戴蒙德
我们可能首先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粮食生产是发现的,或发明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事粮食生产还是狩猎采集,这中间甚至不存在有意识的选择。具体地说,在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最早的选定粮食生产的族群显然不可能作出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可能有意识地把农业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农业,根本不知道农业是怎么一回事。
贾雷德·戴蒙德
我认为人类导致巨型动物灭绝是极有可能的,途径有二:直接的——将它们宰来吃,间接的——人类破坏了它们的生境。但是,过度猎杀假说也好,气候假说也好,不管哪个正确,巨型动物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灭绝都对人类之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巨型动物灭绝后,人类就没有驯化大型野生动物当牲口的机会了,因此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没有土产牲口。
贾雷德·戴蒙德
大约4万年前,克罗马农人来到欧洲,他们的形态接近现代人类,武器先进,还有其他进步的文化特征。不到几千年,已在欧洲生活了几十万年的尼安德特人就消失了,而原本他们是欧洲唯一的人类种群。从事情发生的顺序看,很有可能是克罗马农人凭借先进的技术、语言能力或脑力,杀害或取代了尼安德特人——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这两种人曾经混血。
贾雷德·戴蒙德
在传统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的人比较有机会逃出鬼门关,传递基因。在传统欧洲社会中,传染病的死亡威胁筛出的不是智力,而是与遗传抗性有关的身体化学。例如,血型为B型或O型者,对于天花的抵抗力就比A型血的人来得强。也就是说,针对智力的天择压力,很可能在新几内亚社会中表现得更为赤裸裸。
贾雷德·戴蒙德
什么叫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央行扩大或抑制放款的另一种方式。想象一种情况,银行已经贷出大部分甚至全部可贷资金,恰好接近法定准备金率的边缘。如果这家银行刚好处于边缘,而它要到当天营业结束后才能知道是否贷出太多资金或还没超过法定准备金率,而某人可能在银行关门前上门,取出或存入一大笔钱。如果银行算错了,导致它不能满足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那它就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理论上是隔夜)借钱,来平衡放款和存款,以符合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银行经常为此互相借钱,如果银行为此向中央银行借钱,所需支付的利率就是再贴现率。
蒂莫西·泰勒
除了税收,政府如何筹钱?当政府的支出超过税收时,要去哪里筹钱?答案是发行债券。你可能还记得,债券是一种金融工具,它有某个面额以及在特定时期内承诺支付的利率。假设预算赤字是5000亿美元,联邦政府就会发行5000亿美元的债券来填补缺口,然后再偿还。
蒂莫西·泰勒
实物资本和技术)下降引起的。相反,经济衰退是因为整个社会缺乏需求,以致厂商没有足够的动力生产。因此,凯恩斯认为,更大的总需求才能让社会摆脱经济衰退。凯恩斯法则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假如总需求是宏观经济面的关键,那么政府可以通过大量增加支出或大幅减税来促进消费,以刺激总需求,让经济尽可能增长。
蒂莫西·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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