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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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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民族主义可以让个体获得存在的意义,获得归属与认同,避免个体湮没在无意义的历史长河。但民族主义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导致偶像崇拜,成为罪恶的遮羞布,其最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纳粹暴政。
罗翔
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
傅雷
教条主义的严重,就在于完全把人的思想限制住了,我想这是说明人类还没有脱离宗教情绪的控制,人们还是懒得用脑子,盲从究竟是最容易的。中国人虽然从来不是一个宗教民族,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究竟是教条八股的大本营,那些东西根深蒂固,现在常常摇身一变,戴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出现。要说帽子,恐怕也要数中国第一,我们各种“主义”帽子之多,在国外是不能想象的:把一切非原则的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上来,美其名曰站稳立场,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徒,其实我觉得那只是一种旧教条的新翻版而已。
傅雷
真了解西方的东方人,真了解东方人的西方人,不是没有,只是稀如星凤。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彻底消化的人,文化遗产决不会变成包袱,反而养成一种无所不包的胸襟,既明白本民族的长处短处,也明白别的民族的长处短处,进一步会截长补短,吸收新鲜的养料。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
傅雷
西方人的思想方式同我们距离太大了。不做翻译工作的人恐怕不会体会到这么深切。他们刻画心理和描写感情的时候,有些曲折和细腻的地方,复杂繁琐,简直与我们格格不入。我们对人生琐事往往有许多是认为不值一提而省略的,有许多只是罗列事实而不加分析的,如果要写情就用诗人的态度来写;西方作家却多半用科学家的态度,历史学家的态度(特别巴尔扎克),像解剖昆虫一般。译的人固然懂得了,也感觉到它的特色、妙处,可是要叫思想方式完全不一样的读者领会就难了。思想方式反映整个的人生观、宇宙观和几千年文化的发展,怎能一下子就能和另一民族的思想沟通呢?
傅雷
或许人从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基本上就是从积极到消极的一个过程,只是有的人表现得明显一些,有的人不明显一些。自然界的生物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你将近三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好比暮春时节,自应蓬蓬勃勃往发荣滋长的路上趱奔。最近两信的乐观与积极气息,多少也给我一些刺激,接信当天着实兴奋了一下。你的中国人的自豪感使我为你自豪,你善于赏识别的民族与广大人民的优点使我感到宽慰。唯有民族自豪与赏识别人两者结合起来,才不致沦为狭窄的沙文主义,在个人也不致陷于自大狂自溺狂,而且这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真正的交融。
傅雷
年轻的民族活力固然旺盛,幼稚的性情脾气少接触还觉天真可爱,相处久了恐怕也要吃不消的。我们中国人总爱静穆,沉着,含蓄,讲taste [品味,鉴赏力],遇到silly [愚蠢,糊涂]的表现往往会作恶。生命力旺盛也会带咄咄逼人的意味,令人难堪。我们朋友中即有此等性格的,我常有此感觉。也许我自己的dogmatic [固执,武断]气味,人家背后已在怨受不了呢。
傅雷
一个人(尤其在西方)一旦没有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就自动成为生活中唯一的圭臬。大多数欧洲人看到中国人没有宗教(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而世世代代以来均能维系一个有条有理、太平文明的社会,就大感惊异,秘密在于这世上除了中国人,再没有其他民族是这样自小受健全的道德教训长大的。你也许已在聪的为人方面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道德主张并不像西方的那么“拘谨”,而是一种非常广义的看法,相信人生中应诚实不欺,不论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均不计报酬,像基督徒似的冀求一个天堂。我们深信,人应该为了善、为了荣誉、为了公理而为善,而不是为了惧怕永恒的惩罚,也不是为了求取永恒的福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是文明世界中真正乐观的民族。在中国,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养和我们最佳传统与文化熏陶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自然会不逐名利,不慕虚荣,满足于一种庄严崇高,但物质上相当清贫的生活。这种态度,你认为是不是很理想很美妙?
傅雷
我知道东方西方之间的鸿沟,只有豪杰之士,领悟颖异、感觉敏锐而深刻的极少数人方能体会。换句话说,东方人要理解西方人及其文化和西方人理解东方人及其文化同样不容易。即使理解了,实际生活中也未必真能接受。这是近代人的苦闷:既不能闭关自守,东方与西方各管各的生活,各管各的思想,又不能避免两种精神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冲突和矛盾。当然,除了冲突与矛盾,两种文化也彼此吸引,相互之间有特殊的魅力使人神往。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西方人那种孜孜矻矻,白首穷经,只知为学,不问成败的精神还是存在(现在和克利斯朵夫的时代一样存在),值得我们学习。你我都不是大国主义者,也深恶痛绝大国主义,但你我的民族自觉、民族自豪和爱国热忱并无一星半点的排外意味。相反,这是一个有根有蒂的人应有的感觉与感情。
傅雷
真正的佛教教理并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狱;而是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度;觉悟是悟人世的虚幻,超度是超脱痛苦与烦恼。尽管是出世思想,却不予人以热烈追求幸福的鼓动或急于逃避地狱的恐怖;主要是劝导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与基督教的信仰成为鲜明的对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的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于偏执与热狂之途。——我们的民族本来提倡智慧(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们只看见古人提到彻悟,从未以信仰坚定为人生乐事 [这恰恰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幸福]。你认为韩德尔比巴赫为高,你说前者是智慧的结晶,后者是信仰的结晶:这个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们的民族性)。
傅雷
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从来不把人看做高于一切,在哲学文艺方面的表现都反映出人在自然界中与万物占着一个比例较为恰当的地位,而非绝对统治万物、奴役万物的主宰。因此我们的苦闷,基本上比西方人为少为小;因为苦闷的强弱原是随欲望与野心的大小而转移的。
傅雷
一个民族的文化假如取的渗透方式,它的力量就大而持久。个人对待新事物或外来的文化艺术采取“化”的态度,才可以达到融会贯通、彼为我用的境界,而不至于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受也罢,与也罢,从“化”字出发(我消化人家的,让人家消化我的),方始有真正的新文化。“化”不是没有斗争,不过并非表面化的短时期的猛烈的斗争,而是潜在的长期的比较缓和的斗争。谁能说“化”不包括“批判的接受”呢?
傅雷
爱,就能使一个人到如此的地步。一次邂逅,一次目光的交融,就是永远的合二而一,就是与上帝的契约;纵使风暴雷电,也无法分解这种心灵的粘结。两个民族,语言不通,天各一方,甚至相互间连名字也不知道……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吗?世界上又有多少事不可思议!而最不可思议的正是人,人的感情。
路遥
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鲁迅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
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毛泽东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
鲁迅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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