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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达日本,当时有两个葡萄牙人携带火绳枪(原始的枪)乘坐一艘中国货船抵达。日本人对这种新式武器印象很深,于是就开始在本地制造,从而大大地改进了枪支制造技术。到公元1600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更好的枪支。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日本接受火器,这个国家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对他们来说,刀是他们这个阶层的象征,也是艺术品(同时也是征服下层阶级的工具)。日本的战争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间面对面的个人搏斗,他们站在空地上,说几句老一套的话,然后以能体面地进行战斗而自豪。如果碰上农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枪支乒乒乓乓乱放一气,这种行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枪是外国的发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鄙视,就像1600年后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视一样。由武士控制的政府开始只允许几个城市生产枪支,然后又规定生产枪支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再后来把许可证只发给为政府生产的枪支,最后又减少了政府对枪支的定货,直到日本又一次几乎没有实际可用的枪支。
贾雷德·戴蒙德
我的两个主要结论是: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如果把这两个结论用于没有文件证明的古代技术发展史,那就更加有说服力得多。当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注意到他们的炉膛里焚烧过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残留物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长期的偶然积累起来的发现会导致最早的罗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这种积累过程则是从最早的表项有半透明薄涂层的物品(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的类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
贾雷德·戴蒙德
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小学生所受到的教育是:北美洲本来只有大约100万印第安人居住。把人数说得这样少,对于为白人的征服行为辩解是有用的,因为他们所征服的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认为几乎是空无所有的大陆。然而,考古发掘和对最早的欧洲探险者所留下的关于我们海岸地区的描写的仔细研究现已表明,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
贾雷德·戴蒙德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是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同样,霍乱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泻,把病菌送人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在改变宿主的行为方面,再没有什么能和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这种病毒不但进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
贾雷德·戴蒙德
扩张性货币政策真能降低失业率吗?扩张性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降低自然失业率。请记住,周期性失业是经济衰退的症状,自然失业率则取决于动态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会受到工作及雇用方面的影响。自然失业率可归因于影响动态市场中劳动力供需的所有因素,例如影响员工行为的福利与失业保险,以及影响雇用成本与员工行为的规章制度。当经济处于或接近潜在GDP水平时,失业率基本上只剩下自然失业率,因为周期性失业率其实是零。在此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已无法进一步降低失业率。
蒂莫西·泰勒
什么叫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央行扩大或抑制放款的另一种方式。想象一种情况,银行已经贷出大部分甚至全部可贷资金,恰好接近法定准备金率的边缘。如果这家银行刚好处于边缘,而它要到当天营业结束后才能知道是否贷出太多资金或还没超过法定准备金率,而某人可能在银行关门前上门,取出或存入一大笔钱。如果银行算错了,导致它不能满足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那它就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理论上是隔夜)借钱,来平衡放款和存款,以符合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银行经常为此互相借钱,如果银行为此向中央银行借钱,所需支付的利率就是再贴现率。
蒂莫西·泰勒
个人观点的理性行为,但最后宏观经济的结果是,没有人能得到比原来更好的观赏体验。
蒂莫西·泰勒
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们规定体制和行为模式以引导人们走上一条对某一特定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道路。然而,高于、超出和产生于这一最高标准道德的,是“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它体现了“得到重申的最深厚的或最高标准道德的特性”。
萨缪尔·亨廷顿
相互作用的增强使双方社会都感到对方的行为和信仰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以前由于距离遥远似乎是无害的。
萨缪尔·亨廷顿
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来源于:1.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2.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3.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4.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萨缪尔·亨廷顿
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拥有实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实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
萨缪尔·亨廷顿
生物体在其一生中有很大的空间重塑自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罗伯特·里德指出,生物能通过以下可塑性来回应环境的变化:① 形态可塑性(一个生物体可能有不止一种肉体形态);② 生理适应性(一个生物体的组织能改变其自身以适应压力);③ 行为灵活性(一个生物体能做一些新的事情或移动到新的地方);④ 智能选择(一个生物体能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做出选择);⑤ 传统引导(一个生物体能参考或吸取他人的经验)。这里的每一个自由度都代表一个方向,生物体可以沿着它在共同进化的环境中寻找更好的办法重塑自己。考虑到它们是个体在一生中所获得的适应性,并能在以后被遗传同化,因而我们称这五种选项为可遗传学习的5个变种。
凯文·凯利
这是生命的极大讽喻:一个接一个地重复盲目行为只能导致更深层的荒谬,而由一群个体并行执行的盲目行为,在条件适合时,却能导出所有我们觉得有趣的东西。
凯文·凯利
共生关系中的各方行为不必对称或对等。事实上,生物学家发现自然界几乎所有的共栖同盟在相互依存过程中都必然有一方受惠更多,这实际上暗示了某种寄生状态。尽管一方所得就意味着另一方所失,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双方都是受益者,因此契约继续生效。
凯文·凯利
大脑和身体的构建方式是相同的,自下而上。与从乡镇开始类似,你会从简单行为——本能或反射——开始,先生成一小段能完成简单工作的神经回路,接下来让大量类似的回路运转起来。之后,复杂行为从一大堆有效运作的反射行为中脱颖而出,你也就此构建出第二个层级。无论第二层级生效与否,最初的层级都会继续运作。
凯文·凯利
一些物理属性,如温度,取决于分子的集体行为。空间里的一个孤零零的分子并没有确切的温度。温度更应该被认为是一定数量分子所具有的群体性特征。尽管温度也是涌现出来的特征,但它仍然可以被精确无疑地测量出来,甚至是可以预测的。
凯文·凯利
创造出什么样的记忆,有赖于最近我往记忆里塞入了什么,也包括上次重组这段记忆时所加进去的感觉或其他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回忆起来都有些微不同的原因,因为每次它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不同的经历。感知的行为和记忆的行为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将许多分布的碎片组合成一个自然涌现出的整体。
凯文·凯利
朗顿说,人工生命是“从不同的材料形式中提取生命逻辑的尝试”。生命是一个过程,是不受特殊材料表现形式限制的行为。对生命而言,重要的不是它的组成材料,而是它做了什么。生命是个动词,不是名词。“生命在利用我们。有机的碳基生命只不过是超生命进化为物质形式的第一步而已。生命征服了碳。而如今,在池塘杂草和翠鸟的伪装下,生命骚动着想侵入水晶、电线、生化凝胶、以及神经和硅的组合物。人造生命正试图来到这个世界,它们在利用我来繁衍和实现它们。”
凯文·凯利
我们的有意识行动,就是在受到遗传影响的思想下创造出来的无意识基础的产物。在我们的行为之可予说明的原因背后,隐藏着我们没有公开的神秘原因。
古斯塔夫·勒庞
当一个人崇拜一个神的时候,他还算不上是有信仰的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大脑中所有的资源、所有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和标准时,才能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古斯塔夫·勒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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