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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革命的用青天白日旗,是由乙未年创用,迨后革命军占领镇南关再用,就由法国报纸传扬,故世界亦知此为有历史价值之旗帜。及至武昌革命成功以后,何以反为不用他呢?这是有个缘故。第一就是这面旗很有美术的构造,他的长短尺寸都有一定的比例,就是星的光芒,亦有一定的角度,比较五样颜色的布拼成的,自然难做。而革命要人,多忙不暇理及此事。刚值寄寓上海租界一班老官僚,利用人民弱点,就乘势侵进革命党内,就将国旗改为五色,并且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之疯说。当时一般老革命同志,都莫名其妙,皆以为官僚都来赞成革命,只有海吸百川,兼收并蓄,不知彼等改五色旗为国旗系有绝大深意。当满清未推倒以前,文武官员,多是深居简出,陆行固少,坐船更稀,所以每有外出,便有许多仪仗鸣金击鼓升炮奏乐等事。遇着坐船的时候,如武官官阶至提督的,文官官阶到巡抚的,他船桅上,便悬一面五色旗,以示隆重。由此说来,五色旗便是满洲官制的文武官员一品的官旗。民国十三年来沿用不改。无怪这十三年内,民国政治,都由武人官僚把持,真可痛心了。当他们改用五色时,我一个月后,才到上海,当时我就提议将旗改换,多数同志,以为此不过一种标志小事,现在大事尚多,故我亦不坚持到底。所以此十三年来,我们实常依于官僚武人旗帜之下,岂不伤心?
——〈体认革命历史再开新纪元〉,1924年9-10月
孙中山
……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至于如何得之,则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赃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于是觉悟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愈龌龊。……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著,厥为改变政府。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一组织良好之政府。……我既自称革命家,社会上疑议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一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学友诸君乎!诸君与余同受教育于此英国属地,并在同一之学校,吾人必须以英国为模范,以英国式之良政治传播于中国全国。
——〈在香港大学的演说〉,1923年2月19日
孙中山
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够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
——对马林说
孙中山
当科学未发明之前,固全属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犹有不知者。故凡事无不委之于天数气运,而不敢以人力为转移也。迨人类渐起觉悟,始有由行而后知者,乃甫有欲尽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听之于天也。至今科学昌明,始知人事可以胜天,凡所谓天数气运者,皆心理之作用也。
孙中山
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国古人所走的路上尽我的责任。如其我的良心允许我,我也愿意遵守中国的法律做事,不是一味要遵守外国的法律。但是中国自己并不能尽自己的责任。我能不遵守已败坏的习惯。你曾很慷慨地予我的产业,我很愿意还给你。我不再有什么要求。财富不足以动我心。金钱是中国的灾害之一。金钱可以用之正当,也可以用之不正当,不幸在中国官场以金钱充贿赂,以致增加人民负担。兄长,请你完全告诉我怎么样把产业交还给你。
——回答兄长孙眉,1884年
孙中山
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
孙中山
我中国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赛会之举,化帛烧纸之资,全国计之每年当在数千万,此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无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数较鸦片为尤甚!
——〈上李鸿章书〉,1894年1月
孙中山
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23年12月21日)
孙中山
事无大小,必须持以毅力,彻底做成功。平日立志,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
孙中山
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主义)完全成立。
——《民族主义第一讲》
孙中山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
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良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仅仅只是铁路,或是任何这类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算这种输入真的像那些相信李鸿章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可行的话),只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
孙中山
凡事有利于人者,未必有害于已。
孙中山
我们的胜败是常事。去年失败,今年可以成功;今年失败,明年可以成功;一年两年失败,十年百年总是可以成功。革命是人类的觉性,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这种大力量。有了这种大力,便无大力可以阻止。好比有一块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在中途的时候,试问诸君有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呢?革命之成功,就象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一样,一经发动,继没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提倡革命,当中失败总不下二十次,但每失败一次,势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广州来革命,诸君如果问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复是不知,但是我不以不知便不奋斗,我总是抱定我的宗旨,向前去做……成功是人民的事,于我没有关系,我不过是革命的发起人,要人民来赞成。如果多数人赞成革命,便可以成功;少数人数赞成革命,自然难得成功。我为革命始终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成功与不成功,是人民的责任。
《在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1月14日)
孙中山
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两党之争,如下棋然。譬如二人对弈,旁观者分为两组,按照着棋一定之规则,各相照护,不用诡谋以求自己之胜利,只以正大之方法相对待。假使手段不高,眼光不大,以致失败,败而出于正当,则胜者因十分满足,败者亦甘心不悔。即旁观照护之人,初助此方,继助彼方,即未为不可。只须用正当之方法,不用诡谋。政党亦然,他党之宗旨与自己之宗旨不相符合,因而不赞成他党,一心护持本党,求本党之胜利。其求胜利之方法,须依一定之法则,不用奸谋诡计,是之谓党德。如但求本党之胜利,不惜用卑劣行为,不正当手段,谗害异党,以弱本党之敌,此种政党,绝无党德。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
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彼欧美学者于埃及、巴比伦之文字,国亡种灭,久不适于用者,犹不惮搜求破碎,复其旧观,亦以古人之思想足资今人学问故耳。而我中国文字,讵反可废去乎?
孙中山
一般人读书不认真还不要紧,我们革命党人却千万不可不认真。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责,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
《与邹鲁的谈话》(1919年6月)
孙中山
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
——赠汝为同志题词
孙中山
在生命中最微不足道但有意义的事物也比最伟大但无意义的事物更有价值。
荣格
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着一切而不是事物本身如何。
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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