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活的名人名言哲理格言警句语录 - 每日文摘
生活
生活的真正智慧在于分清我们能改变的事情和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情。
爱比克泰德
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要建立法治，在一个维度上看，就是要重新建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的确定预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几位熟悉法律理论或外国法律的学者、专家的设计和规划，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国人将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他们的理性，寻求能够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解决各种纠纷和冲突的办法，并在此基础上在人们互动中逐步形成一套与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规则体系。
苏力
至少在这个「案件」中，正式法律制度的干预破坏了这种社会关系和这个社区中人们之间的默契和预期。似乎法律得到了执行，似乎公民权利得到了保障，似乎正义战胜了谬误，但秋菊和村长最终还得在这个村庄中生活。从理论上讲，他们还必须相互依赖，可是进过「局子」的村长和村长一家还能与秋菊一家保持那种关系吗？秋菊还能同村长保持那种尽管有磨擦、争执甚至打斗但仍能相互帮助的关系吗？我并不是说这种关系将永远破坏了，时间和另一个偶然的意外事件可能会恢复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毕竟要时间和机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他们的关系将是一种虽无争执但极为冷淡的关系。一个「伊甸园」失去了，能否回来，则难以预料。
苏力
正是在无人意识到的情况下，国家制定法正在以一种特殊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因此也就是在改变民间法的规则。这种影响日积月累，国家制定法所体现的那种价值，其所要求的行为模式会渐渐改造民间法所体现的价值，改变人们的习惯的行为模式和规范，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民间法。
苏力
真正的法可以说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它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起作用，但却被认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一旦有人想强加一种外在的秩序时，这无为的法就会“无不为”，显示出其强劲的抵抗力。
苏力
这种保护“弱者”的道义感是可贵的。但我看到的问题更可能出在这里，当我们在热诚或极力推进和保护一种权利，并认为是正义在手而大义凛然之际，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是否会不留心地削弱了另一种同样应当得到重视和保护的权利，特别是那种不具有显著和直接物质收益的公民权利，那些并非某个人所独占的公民权利，例如言论自由权。我们必须平衡这类案件中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公民的权利保护日益增强、而且也必须目益增强的时代。但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风险、没有错误的时代。既然有风险，要有代价，那么总是必须有人（而不论他是谁）来支付这些风险的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由他人或社会来支付，也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例如通过保险制度），但如果考虑到不同个人之间的不同权利的冲突，也许我们应当对在同情心或直觉冲动下作出的决断略加迟疑。我们不能因保护了一种权利而伤害甚或否定了其他的权利。这里的问题不是或不只是谁支付得起这个代价，而是由谁支付了这种代价之后对这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作为制度的法律就应起到这样的作用，防止我们由于一时冲动而做出一些貌似公正而其实未必恰当的傻事。
苏力
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世界中。人们看的似是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参见本集中「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一文，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们需要的是互相理解和沟通，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曲解和征服。
苏力
无论是民事的、商事的，有时甚至是刑事的纠纷；即使在知道有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而且不存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的重大障碍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总是情愿诉诸正式法律来解决纠纷。这一现象是不能用文化上保守来解释的。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固守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的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利益。
苏力
如果不是以外在的文字形式界定法律，而是以其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功能来界定，我们可以说那种认为中国历史是没有法、法律或法治的历史的激动人心的理论是荒谬的；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的废弃而失效了的论点是天真的：而那种认为人们无知、愚昧、不懂法的看法是贵族化的。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农村中，许多带着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这种传统由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感觉不到它是外在的，而是被当作理所当然天然合理的。在没有其他生活方式对比之下，甚至难以觉察它的存在。只有在有外来法律试图重新规范社会生活时，这种民间法律才通过民众对外来法律种种不合作、规避法律、寻求“私了”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它的力量和功能。
苏力
然而，这一结论也并非宣告“法律死了”，因为那种机械的严格执行、遵守制定法的现象从来就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而只出现在一些法学家的书本上或理念中。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法律死了，那么死去的也仅仅是那种于国于民有害而无利的信条主义的过于理想化的法治观，而从中生长起来的是与当代中国变革相结合的、世俗但不卑俗的法律。
苏力
尽管如此，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法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需要各种习惯惯例才能起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许多法律往往只是对社会生活中通行的习惯惯例的确认、总结、概括或升华。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制定法的出现和增加只是由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方式变化而引起的制度变迁之一。当然，国家制定法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平容易得以有效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住往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靠国家强制力オ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其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
苏力
法制的本土资源和传统主要不是历史典籍规章，而是社会中活生生的生活的观点。
苏力
对真实的任何再现都是一种经思维创造了的真实。人不可能研究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切事，必定要有选择，要有描述和象，而任何选择、描述或抽象同时也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物自体”构建，也即“扭曲”。
苏力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鼓手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者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意义。
苏力
从历史来看，作为制度的法律机构必定出现在这样的法律专门人员之后。或者说在古代是由社会中那些运用普遍规则解决纠纷和冲突的个人扮演了今天法律机构的角色并实现其功能的。 在昔日，法律的机构之所以比较简单，司法执法人员之所以不必须接受专门的训练，究其原因并概括说来，是社会生活相对比较简单，所发生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比较简单；特别是在小农经济的社会中，案件和纠纷所涉及的人和物绝大多数都在当地，容易为社会大多数人所理解和调査，因此可以依据社会中普遍、习惯的行为规则作出判断。无论我们是否将这些规则定义为法律，它们实际上起到了法律的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由于这时法律活动与当地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的联系比较紧密，法律常常是对地方性的社会习惯或惯例的承认，因此人们无需职业训练也可以对案件事实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并依据常识作出比较恰当的因而也相当有效的“判决”。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司法行政不分的现象并非一种愚昧的体现，相反可能是人们面对相对简单的社会管理和统治任务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实践智慧。其后果并不必然如同洛克、孟德斯鸠等早期主张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思想家所演绎的那样一定是十分糟糕的。
苏力
传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的行为的一些观念。
苏力
青年时代容易迷茫，但迷茫是自我认知的开始。你得好好跟自己相处，让内心的你和在外在的你尽量变成一个人。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时，更多的是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这还不包括那些不可预知的精神烦恼。“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是，这泛泛的天高地远实际上更是窘境，就好像在一个已然茂密的丛林里给许多未来的参天大树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一样困难。
李健
大部分生活都是庸常的，庸常变得日常，就能习以为常。人不要活在幻觉里，要脚踏实地地生活。我的很多烦恼被生活的小恩小惠抵消了，其实把生活放的低一些，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
李健
欣赏，不一定是占有。因为占有，往往就是失控的开始，人很难掌握非常复杂的情感，我也不愿意去掌握。勿强留，随它去。在年轻的时候，男人肯定爱一个女人的容颜，但多年之后，真正打动他的，却是这个女人与他一起生活时，发生的细小改变，是跟他一起经历过的那些旧日时光。
李健
我喜欢潺潺流水的平稳的生活，我不太喜欢惊涛骇浪，所以我一直不太鼓励什么年轻人经历更多的坎坷，坎坷很多时候都是灾难的，都是历史的一个说辞。我很幸运，没有赶上文革，没有赶上那些战争年代，但我们也经历了环境污染、人心的不定、转型人的焦虑。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相对来讲我觉得是自己很幸运的。
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