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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人应当任情适性的过日子呢,还是要削足适履,迁就客观现实?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人在世界上活了几千年,还仍然没法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设计一个社会。世界大同看来永远是个美丽的空想:既然不能在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五大洲的人用同一步伐同一速度向前,那么先进与落后的冲突永远没法避免。
傅雷
多和大自然与造型艺术接触,无形中能使人恬静旷达(古人所云“荡涤胸中尘俗”,大概即是此意),维持精神与心理的健康。在众生万物前面不自居为“万物之灵”,方能祛除我们的狂妄,打破纸醉金迷的俗梦,养成淡泊洒脱的胸怀,同时扩大我们的同情心。欣赏前人的遗迹,看到人类伟大的创造,才能不使自己被眼前的局势弄得悲观,从而鞭策自己,竭尽所能的在尘世留下些少成绩。
傅雷
少女少妇更忌精神上的孤独。共同的理想、热情,需要长期不断的灌溉栽培,不是光靠兴奋时说几句空话所能支持的。而一本正经的说大道理,远不如日常生活中琐琐碎碎的一言半语来得有效——只要一言半语中处处贯彻你的做人之道和处世的原则。孩子,别因为埋头于业务而忘记了你自己定下的目标,别为了音乐的艺术而抛荒生活的艺术。
傅雷
一个人(尤其在西方)一旦没有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就自动成为生活中唯一的圭臬。大多数欧洲人看到中国人没有宗教(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而世世代代以来均能维系一个有条有理、太平文明的社会,就大感惊异,秘密在于这世上除了中国人,再没有其他民族是这样自小受健全的道德教训长大的。你也许已在聪的为人方面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道德主张并不像西方的那么“拘谨”,而是一种非常广义的看法,相信人生中应诚实不欺,不论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均不计报酬,像基督徒似的冀求一个天堂。我们深信,人应该为了善、为了荣誉、为了公理而为善,而不是为了惧怕永恒的惩罚,也不是为了求取永恒的福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是文明世界中真正乐观的民族。在中国,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养和我们最佳传统与文化熏陶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自然会不逐名利,不慕虚荣,满足于一种庄严崇高,但物质上相当清贫的生活。这种态度,你认为是不是很理想很美妙?
傅雷
我知道东方西方之间的鸿沟,只有豪杰之士,领悟颖异、感觉敏锐而深刻的极少数人方能体会。换句话说,东方人要理解西方人及其文化和西方人理解东方人及其文化同样不容易。即使理解了,实际生活中也未必真能接受。这是近代人的苦闷:既不能闭关自守,东方与西方各管各的生活,各管各的思想,又不能避免两种精神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冲突和矛盾。当然,除了冲突与矛盾,两种文化也彼此吸引,相互之间有特殊的魅力使人神往。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要是能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的精神融合起来,人类可能看到另一种新文化出现。西方人那种孜孜矻矻,白首穷经,只知为学,不问成败的精神还是存在(现在和克利斯朵夫的时代一样存在),值得我们学习。你我都不是大国主义者,也深恶痛绝大国主义,但你我的民族自觉、民族自豪和爱国热忱并无一星半点的排外意味。相反,这是一个有根有蒂的人应有的感觉与感情。
傅雷
要打天下也不能急,要往长里看。养精蓄锐、精神饱满的打决定性的仗比零碎仗更有效。
傅雷
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有矛盾才会逼你解决矛盾,解决一次矛盾即往前迈进一步。到晚年矛盾减少,即是生命将要告终的表现。没有矛盾的一片恬静只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真正实现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凭了修养的功夫所能达到的和平恬静只是极短暂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刹那就要过去的。或者理想的平和恬静乃是微波荡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锐,而且随时能解决的那种精神修养,可绝非一泓死水:一泓死水有什么可羡呢?我觉得倘若苦闷而不致陷入悲观厌世,有矛盾而能解决(至少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一个总结),那么苦闷与矛盾并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闷而导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变做游戏人生的态度。从另一角度看,最伤人的(对己对人,对小我与集体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 [激情]出发的苦闷与矛盾,例如热衷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怀着野心而明明不能实现的人,经常忌妒别人、仇恨别人的人,那一类苦闷便是于己于人都有大害的。凡是从自卑感自溺狂等等来的苦闷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对自己也是致命伤。反之,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的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但此种苦闷也须用智慧来解决,至少在苦闷的时间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训,才不至于转到悲观绝望,用灰色眼镜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继续在人生中奋斗——而唯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闷才能转化为一种活泼泼的力量而不仅仅成为愤世嫉俗的消极因素;因为愤世嫉俗并不能解决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迈进一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怕经常苦闷,经常矛盾,但必须不让这苦闷与矛盾妨碍我们愉快的心情。
傅雷
生活中崇高的事物,一旦出自庸人之口,也可变得伧俗不堪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太看重物质生活,不太自我中心,我也热爱艺术,喜欢遐想;但是艺术若是最美的花朵,生活就是开花的树木。生活中物质的一面不见得比精神的一面次要及乏味,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尤其如此。你有点过分偏重知识与感情了,凡事太理想化,因而忽略或罔顾生活中正当健康的乐趣。
傅雷
不随波逐流,永远保持独立精神和独立思考,原是一切第一流艺术家的标记。
傅雷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毛泽东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鲁迅
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想在心里,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鲁迅
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鲁迅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鲁迅
无论精神多么独立的人,感情却总是在寻找一种依附,寻找一种归宿。他们现在谁也离不开谁。几天不见面,就心慌意乱,连一般的逻辑思维都会出差错。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设法两个人单独呆在一块。无论是谈情说爱,还是进行学术辩论,甚至缄默不语,那都是多么令人愉快啊!
路遥
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才使精神上的痛苦变为某种麻木,以至使思维局限在机械性活动中。
路遥
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且是自身的需要。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了。
路遥
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至于所谓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
路遥
他感到,精神上的某种危机,只能靠强度的体力劳动来获得解脱。劳动,永远是他医治精神创伤的良药。
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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