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但相信自己所在之处一定是不安全的。只要踏上别处，仿佛就有希望。别处之人也持相同的恐惧。人们看似在努力逃命，却只是互换了地方。」- 黄晓丹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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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但相信自己所在之处一定是不安全的。只要踏上别处，仿佛就有希望。别处之人也持相同的恐惧。人们看似在努力逃命，却只是互换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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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看中唐以前的作品时，会有一种清晰的视觉印象一我独自在博物馆里，走过一件件展品，灯光独独打在它周围。后面时代的展区是一片黑暗。因为去除了后世历史的干扰，不再习焉不察，就容易看出历史切面上惊天动地的创造力。按时间顺序讲解文学史的过程中，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 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 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瞬何；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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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优美走向崇高的路上，乱离成为动力。北宋末年士人过度追求雅致，却不再有虎虎生气，反衬得《金石录后序》连滚带爬、粗野有力，使后代读者拍案惊奇：如此文章竟出于妇女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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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一死一降的结局，李氏祖孙与两个小人物的区别在哪里？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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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开始，儒家对鬼神之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插图]，《尚书》中即已除却了“天”的存在。《春秋》的伦理史观成为叙述历史变迁、解释王朝兴衰的主流逻辑。这给掌管楚国上古神话及鬼神祭祀的屈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屈原越来越难以将神话系统、历史系统、现实系统三者统一起来。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断裂使屈原成为楚国最早的一位精神流亡者。 《圣经》中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获得了智慧，所以眼睛明亮[插图]，看到了自己的裸体，因此他们被驱赶出了伊甸园。屈原也被他独有的智慧所累，被驱逐出了神话时代的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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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春与秋是循环的，那等待腐草成萤，死后重生就好了。可是屈原意识到了时间的线性，不再相信重生。当他思量（惟）草木零落这个事实时，立刻意识到，人的生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必将走向迟暮之年。 环形时间破产了，屈原成为了第一个为草木黄萎感到彻彻底底悲伤的诗人。《离骚》里写了那么多草木，没有一处有类似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意思。屈原知道，不会再生了。 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后，屈原重复地写了很多遍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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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尔赫斯最著名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他提出了“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插图]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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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当然是个流亡者。他既不属于胡，也不属于汉，在二者之间的“无所属” 地带孤独地存在。他的内在也是分裂的。他的自我完全继承自他反对的国家。在反对汉朝时，同时反对着自己。当其送别之时除一般的别离之痛外，还带有对漂泊的自伤，对永不能消除的无根之痛的强化。 苏武虽不算是流亡者，但他在苏李诗中，被流亡文学的视角塑造，呈现的不是官方历史叙事中载誉归来的荣耀，而是个人生命被故国时间抛下的感伤。南北朝时，那些同样经历流亡、经受身份破碎的士人因为有着极类似的体验，才非要将这组诗的著作权送给苏武和李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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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完全相信他的身份如此不凡，使命如此特殊，因此不太可能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慨。虽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故事出自《楚辞·渔父》，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它是后人伪托的，也从文献上证明了这并非屈原自述。这就像《魔戒》里，迈雅承担迈雅的责任，精灵承担精灵的责任，人承担人的责任。甘道夫是迈雅，从来不会感慨人类和矮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才是神话中应有的等级思维。但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已将此事当作事实陈述，可见至迟到西汉时代，人们就很难理解屈原的天命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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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我看到当日的光线，触到长江边湿腻的细雨，感到个人置身于大变局飓风眼中时寥廓的茫然。这是诗歌存在的意义。它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另一种真实：当事人的心灵、眼光与当日自然、社会的独特遇合。万殊机械而不息的运转因那人心灵的统摄而产生了独特的意义，无含义的事件加工成了能被人类文明处理的情节。诗歌是语言的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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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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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坚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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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无法理解自己所承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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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微言轻的时候，要多听，吸收一点经验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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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实在地上本不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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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电视上看见一个小牛出生，出生了以后它几秒钟之后它就想法站起来，常常站不起来，因为站起来立刻就摔倒，然后它又站起来。怎么一个安排，就使得它知道它要站起来，而且失败了以后还可以再尝试，然后等到最后站起来，它就知道要去吃它妈妈的奶，这个母亲跟这个小牛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事情，所以就是自然界非常稀奇的事情非常之多。就使得我想到，现在不是大家都热衷于人工智能吗，他们研究的东西里头也是很稀奇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离小牛跟它母亲之间的复杂的这个关系那还是差得很远呢。我很难想象说是在以后两百年之间，生物学家会对母子之间的 bonding ，能够有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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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女人和我成了朋友。关于西部的神话，其中一个就是将其描述为“男孩的世界”，但我遇到的女人们，逃犯、自耕农、牧场主和摩门教先驱的后代，个个坚强能干，男人反倒显得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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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然文学代表作家，以诗意笔触书写荒野与人性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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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场生活是一种体力劳动，近来又有经济上的压力，所以“安于牧人生活”就关乎精力、自力更生和常识。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连串他或她会因之受到称赞或排斥的戏剧性事件，而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由一个人的家庭世代相传的重量去充实，由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地方感去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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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掉博物馆里西汉之后展区的灯光，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李陵遭遇了什么。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我们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看到的就是这样无神可求、无处可逃的人们。他们却创造出最浑厚有力的艺术。后人爱靠思想求解脱，但仍会被汉诗中挺身承受的力量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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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同样是一死一降的结局，李氏祖孙与两个小人物的区别在哪里？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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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苏轼的比喻，把人生看作渡海，当渡海之时，我们需要依靠船只这样的有形之物。船只即是我们恰好偶然诞生的时代、恰好偶然拥有的伦理身份、恰好拥有的天然禀赋、曾经选择但一定会被历史超越的目标和理想，及所有这些有形之物带来的限制和痛苦。没有它们，我们无法渡海，可是渡海之后，就要舍筏登岸。人必须意识到不能永远守在这条船上，被它限制。舍筏登岸，就是从伦理境界到生命境界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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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人不是社会的手段。如果人的价值仅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世界总会消亡，从长远来看，个人生命就终究没有价值。这就是南宋亡国之后，文天祥所遇到的意义危机。反之，社会是人的手段。人必须通过扮演社会角色、承担伦理义务，承受相应的痛苦和快乐，才能有素材去建构自我，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生命到底是什么。人生因此可能不择处境而生机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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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托尔金在《精灵宝钻》中写道：“伴随着自由天赋所赐下的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只存活短暂的片刻......因此人类又被称为世界的客旅，或流浪者。死亡是他们的命运，是伊露维塔所赐的礼物。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连诸神也会羡慕这个礼物。” 《离骚》正写出了人类在认领这份礼物的过程中的艰难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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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他们忽然意识到，生命中有一些事情已经被永远地改变了，永远不能弥补了。这恐怕不仅仅是爱情，还带有梅村对自己生命的整体感觉。他后来有诗云“浮生所欠只一死”（《过淮阴有感二首·其二》）。一个亏欠一切的人，也就再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爱人。造访、弹琴、追忆、诉情，就像一组哀悼仪式。一方面，过去的疑惑已解开、内疚和委屈已诉说；另一方面，接受现实的时间到了。鲜明的此刻一下从陈腐的句子中跃出：“姑苏城外月黄昏。”在这个清晰的时间地点，梅村和卞赛接受了“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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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在博尔赫斯最著名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他提出了“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插图]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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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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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中原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开始，儒家对鬼神之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插图]，《尚书》中即已除却了“天”的存在。《春秋》的伦理史观成为叙述历史变迁、解释王朝兴衰的主流逻辑。这给掌管楚国上古神话及鬼神祭祀的屈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屈原越来越难以将神话系统、历史系统、现实系统三者统一起来。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断裂使屈原成为楚国最早的一位精神流亡者。 《圣经》中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获得了智慧，所以眼睛明亮[插图]，看到了自己的裸体，因此他们被驱赶出了伊甸园。屈原也被他独有的智慧所累，被驱逐出了神话时代的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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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话起效的时代，祭祀乐歌中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遗憾和哀伤。只有当神话时代处于失落的进程中，祭祀乐歌中才会呈现出那么多的时间错位、失序，以及那么多能与凡俗人类共情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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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我们知道屈原名平，为什么说“名余曰正则”呢？因为“正”的意思就是“平”，“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正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最平正的那个事物，也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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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以仰慕而共情的笔调将《李陵传》写成了如《史记·项羽本纪》般的末路英雄故事，创造了《汉书》中风格独异的一篇。 台湾大学的何寄澎有个解释：班固因为理解司马迁的孤寂痛苦，因而爱屋及乌地对李陵有了特别的关怀。他特地模仿了司马迁的语言风格，替他将《史记》无法言说的李陵故事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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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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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偏执地相信，肉体生命只是文学的附庸。不管寿命长短、死亡原因，只要有著述传世，生命就没有遗憾。寿命会结束，欢乐会终止。时候一到，一切戛然而止。文学能够战胜其他一切，在通往永恒的路上占据最先锋的位置。这一观点最终变成了《典论·论文》里程碑式的宣言，宣告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插图] 每个读中文系的人都被要求过背诵这句话。在回答“我的职业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典论·论文》的地位相当于医学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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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渊明，晋末印象就完全是尘满河洛、烟接寻阳，但陶诗却使人无法忽视，在最黑暗、动乱的时代，依然有澄明的生活和心地。对渊明的时代和人生越了解，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乐观的前提下，感受到如此多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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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不许诺战争一定会结束、未来一定会变好、故乡一定回得去，可是他在每个没有希望的日子里动员起内在的力量。就此，杜甫在晦暗不明的时代里找到了生活下去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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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和赵明诚开始了在江南的逃亡，留在北方青州（今属山东潍坊）故居的十余屋古器、书籍、金石拓本全数被金人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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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优美走向崇高的路上，乱离成为动力。北宋末年士人过度追求雅致，却不再有虎虎生气，反衬得《金石录后序》连滚带爬、粗野有力，使后代读者拍案惊奇：如此文章竟出于妇女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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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评论： 元兵打破杭州、俘虏宋帝以前是一个时期。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做的诗比例上大得使我们吃惊。……他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跋涉奔波，尽心竭力，要替宋朝保住一角山河、一寸土地，失败了不肯屈服，拘囚两年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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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又雇佣从前线败逃回来的官兵来训练军队。[插图]政府无力支付军队开支，文天祥就用家资来补贴[插图]。为此文母被送到惠州，由时任惠州知州的弟弟文璧及文璋供养。[插图] 文天祥下定了决心毁家救国，但朝廷却放不下猜疑。八月，勤王部队抵达临安，朝廷即想用虚衔将他与其军队分开，不成功之后，又支他去守平江府（今江苏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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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诗，不懂诗，但不能没有无伪、专一的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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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的生命真的和春夏秋冬一样循环往复，我们肯定很快乐。因为万物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没有什么事需要人类操心。这就像学校的食堂六点开始卖早饭，很努力四点就跑过去了也没有饭吃，所以额外的努力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自然的节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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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玉京小像 张謇 却将万恨付灵飞，故国烽烟事事非。 愁绝听琴吴祭酒，黄冠无地乞身归。当卞赛穿着道袍，带着柔柔从琴河出发找寻梅村别墅，她的琴声铺开一场故国烽烟的宏大叙事。人们听到、联想到无数在易代中死去的人，体会过去已永远逝去。梅村被隔离在演奏者和听众的距离之外，忽然意识到自己连着黄冠入道的自由都不拥有。他四顾苍茫，在自己的家中感到了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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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我看到当日的光线，触到长江边湿腻的细雨，感到个人置身于大变局飓风眼中时寥廓的茫然。这是诗歌存在的意义。它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另一种真实：当事人的心灵、眼光与当日自然、社会的独特遇合。万殊机械而不息的运转因那人心灵的统摄而产生了独特的意义，无含义的事件加工成了能被人类文明处理的情节。诗歌是语言的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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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首词，顾随先生有一番激情洋溢的讲解: “恨”是由于“情痴”，与“风月”无关，即使无风月也一样恨。“东风”者，春天代表。春不长久也罢，须离别也罢，虽然短，总之还有。不是你（春天）来了吗？则虽是短短几十天，我还要在这几十天中拼命地享乐。此非纯粹乐观积极，而是在消极中有积极精神，悲观中有乐观态度。 人生不过百年，因此而不努力，是纯粹悲观。不用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即使还剩一天、一时、一分钟，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活个样给你看看，决不授降，央不气馁。“洛城花”不但要看，而且要看尽，每园、每样、每朵、每瓣。看完了，你不是走吗？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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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写得最顺利的章节是文天祥，写得最困难的章节是李陵和吴梅村。我很多次感叹，英雄就是英雄。无需复杂的分析和写作技巧，只要从文天祥的诗歌中选出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呈现，生命的光辉即不言自明。欧阳修也给我类似的感受。但李陵和吴梅村，在阅读之时，我虽被他们更接近凡人的软弱和屈辱打动，但阐释起来就万分困难。原来凡人生命中微弱的光亮需要经过更复杂的折射和过滤才能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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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不由辩解地伤害李陵的人们，现在又想以施恩者的角色出现。李陵再一次展现了英雄气概——虽然记得那些伤害对双方都没好处，但他决定不忘却，不与“世界的恶意”妥协。他用“丈夫不能再辱”的宣言断绝了退路，永久地自我放逐于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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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为敌的是“天隅”“千秋”“日月”“往路”。他们已失去了先秦时代神祇和祖先的保护，完全孤独地面对世界，甚至不会像《诗经·黍离》或《离骚》一样抱怨天帝对人的抛弃。唯一的纽带是两个凡人之间的情感。连这条纽带也在不可阻挡地断裂。这是无神时代人的处境。在渺小个人与巨大时空的对比中，这组诗才格外富有苍茫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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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苏轼的理解，此诗未必为苏李所写，但此情确乎为苏李所有。在讨论文献时要深究其假，在讨论文学时却要极摹其真。这大约是古人看待“苏李诗”时普遍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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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 “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 瞬间：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在因李陵事件下狱时，他存在的根基被完全动摇。无论是自我之中，还是社会文化中，都没有现成的方案来应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好死不如赖活”，没有人知道还能以其他什么理由活下去。对于不能接受“赖活”的人来说，死是唯一成熟的办法。但司马迁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把写作当作新的存在根基。以它为理由，人就可以不再躲避屈辱和死亡，甚至获得了“万被戮”也没关系的“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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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61这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逻辑。在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地将各种观念发明出来。把它们当作一种答案，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他们是靠什么活下来？这就是我后来关注李陵故事的原因。 李陵是藏在文学史背后的。冠名李陵的文学作品很多。完全确定是李陵写的，只有《汉书·苏武传》中一首楚歌体短歌。不过我在《汉书·李陵传》《答苏武书》和苏李诗中读到一种共性的东西：在完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哲学和智性中也没有资源可用时，仅以意志“扛住”的力量。在或真或假的作品里，李陵从没有司马迁那样豁然开朗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但又完全不肯服输，竟也咬牙度过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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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魏晋诗歌，和阅读汉代诗歌在感受上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面目模糊的作者群体，而是个性鲜明、身世清楚的具体的人。自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之后，文学史就变得充满个人的个性。建安七子之后有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之后又有太康时代群星闪耀的作家，在他们之后，又有陶渊明、谢灵运。文学史不再是群体的历史，而是个体的表达。在文学上追求个人风格的差异，借助作品留下个人生命的痕迹，就是从建安时代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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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专心要尽可能避免无意义的闲谈，即那种不坦率诚恳的交谈。如果两个人谈论他们共知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谈他们刚刚一起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是谈他们工作中的共同的经验，只要他们谈论的是其经历过的事，而且没有用抽象化的方式来对待它，那么，这种谈话就是有意义的。但有另一种情况，一场谈话可能涉及政治或宗教问题，却无聊透顶。当两个人说的都是陈词滥调的时候，当他们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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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前三句都是写人与自然的搏斗，到最后一句，自然的部分消失了，渊明完完全全在讲自已：“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句话常被错误理解成只要结果好，辛苦没关系。但“愿无违”不是“果无违”。“愿无违”的价值恰恰在于从结果中解放出来。它不是指愿望达成，而是指最初的愿力不衰减，人能不断得到激发而不觉倦怠。人生的诸种追求，结果可能就是“草盛豆苗稀”的，但人也可能争取不被条件限定、不被结果定义的快乐，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黄晓丹 黄晓丹
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在还没有空调的时代，江南夏日的房屋是终日开窗的，唯独西窗之外遮盖着稀疏的竹帘。那时虽有风扇和凉席，人仍然终日热得昏昏沉沉。常常是在下午，忽然间有带着雨珠的凉风飘进室内。走廊里响起窗户的撞击声、玻璃窗或玻璃瓶落地砸碎的声音、人奔跑抢救的声音。一阵混乱之后暂时安静，然后是雨脚巨大的喧响，一阵比一阵更凉的凉风带着泥土的味道涌进房间。对于一个心中尚未储存世事的儿童来说，那种凉带来的快乐如洪水决堤。正如旁观的大人常常评价的那样：“落雪落雨狗欢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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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不失所。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37 这是准确到刻毒的描述。事实上金人自建炎四年在黄天荡（在今江苏南京）被韩世忠狙击，又在建康大败于岳飞之后，再也没有渡过长江。至绍兴四年，南宋朝廷已在临安安定下来，宋金实力对比逆转，但前方听闻金兵渡过淮河8，后方士民就如惊弓之鸟，乱窜逃命。 没有谁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但相信自己所在之处一定是不安全的。只要踏上别处，仿佛就有希望。别处之人也持相同的恐惧。人们看似在努力逃命，却只是互换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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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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