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苏轼的理解，此诗未必为苏李所写，但此情确乎为苏李所有。在讨论文献时要深究其假，在讨论文学时却要极摹其真。这大约是古人看待“苏李诗”时普遍的心态。」- 黄晓丹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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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苏轼的理解，此诗未必为苏李所写，但此情确乎为苏李所有。在讨论文献时要深究其假，在讨论文学时却要极摹其真。这大约是古人看待“苏李诗”时普遍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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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看中唐以前的作品时，会有一种清晰的视觉印象一我独自在博物馆里，走过一件件展品，灯光独独打在它周围。后面时代的展区是一片黑暗。因为去除了后世历史的干扰，不再习焉不察，就容易看出历史切面上惊天动地的创造力。按时间顺序讲解文学史的过程中，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 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 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瞬何；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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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优美走向崇高的路上，乱离成为动力。北宋末年士人过度追求雅致，却不再有虎虎生气，反衬得《金石录后序》连滚带爬、粗野有力，使后代读者拍案惊奇：如此文章竟出于妇女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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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开始，儒家对鬼神之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插图]，《尚书》中即已除却了“天”的存在。《春秋》的伦理史观成为叙述历史变迁、解释王朝兴衰的主流逻辑。这给掌管楚国上古神话及鬼神祭祀的屈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屈原越来越难以将神话系统、历史系统、现实系统三者统一起来。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断裂使屈原成为楚国最早的一位精神流亡者。 《圣经》中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获得了智慧，所以眼睛明亮[插图]，看到了自己的裸体，因此他们被驱赶出了伊甸园。屈原也被他独有的智慧所累，被驱逐出了神话时代的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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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一死一降的结局，李氏祖孙与两个小人物的区别在哪里？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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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春与秋是循环的，那等待腐草成萤，死后重生就好了。可是屈原意识到了时间的线性，不再相信重生。当他思量（惟）草木零落这个事实时，立刻意识到，人的生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必将走向迟暮之年。 环形时间破产了，屈原成为了第一个为草木黄萎感到彻彻底底悲伤的诗人。《离骚》里写了那么多草木，没有一处有类似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意思。屈原知道，不会再生了。 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后，屈原重复地写了很多遍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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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尔赫斯最著名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他提出了“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插图]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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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完全相信他的身份如此不凡，使命如此特殊，因此不太可能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慨。虽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故事出自《楚辞·渔父》，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它是后人伪托的，也从文献上证明了这并非屈原自述。这就像《魔戒》里，迈雅承担迈雅的责任，精灵承担精灵的责任，人承担人的责任。甘道夫是迈雅，从来不会感慨人类和矮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才是神话中应有的等级思维。但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已将此事当作事实陈述，可见至迟到西汉时代，人们就很难理解屈原的天命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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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当然是个流亡者。他既不属于胡，也不属于汉，在二者之间的“无所属” 地带孤独地存在。他的内在也是分裂的。他的自我完全继承自他反对的国家。在反对汉朝时，同时反对着自己。当其送别之时除一般的别离之痛外，还带有对漂泊的自伤，对永不能消除的无根之痛的强化。 苏武虽不算是流亡者，但他在苏李诗中，被流亡文学的视角塑造，呈现的不是官方历史叙事中载誉归来的荣耀，而是个人生命被故国时间抛下的感伤。南北朝时，那些同样经历流亡、经受身份破碎的士人因为有着极类似的体验，才非要将这组诗的著作权送给苏武和李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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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我看到当日的光线，触到长江边湿腻的细雨，感到个人置身于大变局飓风眼中时寥廓的茫然。这是诗歌存在的意义。它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另一种真实：当事人的心灵、眼光与当日自然、社会的独特遇合。万殊机械而不息的运转因那人心灵的统摄而产生了独特的意义，无含义的事件加工成了能被人类文明处理的情节。诗歌是语言的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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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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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无法理解自己所承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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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还有非功利性的阅读，我们要“培育”这个字，我们要读文学作品，我们要读历史作品，我们要读哲学作品，我们要不断地阅读，穷尽我们知识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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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在用一生的辛勤、最美好的青春，来维护一个承诺，她的虚荣是可以理解的，任何话，说多了就很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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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害的虚荣心不就是所有的悲剧之母？但是，在高傲之心受到伤害处，必然生出比高傲更好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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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我意识障碍，你（以及所有其他人）也会有盲点。在盲点区域，你的思维方式会阻止你以最合理的方式看待事物。就像人的辨音能力和辨色能力各有差异一样，观察和理解事物的能力也存在差异。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看待事物。例如，有些人天生会看到大局而忽视细节，而另一些人天生会看到细节而忽视大局；一些人习惯竖向思考，而另一些人习惯横向思考。认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能让我们妥善地处理差异，使之不再成为问题
瑞·达利欧 瑞·达利欧
我讨厌距离、阴影、痛苦、下雨。我想要明亮的日子，和你一起，靠着大海和沙滩，我想要奇幻的天空，我喜爱的国度，但是要和你在一起，和你在一起……我想要肉体、温度、石头、光滑的水，所有我们可以触摸的东西。我恨做梦，我恨等待……可是我在等你，身无片甲，赤手空拳，我应该说话，用说话来代替肉体，来准备肉体的回归。我的确一天到晚都在和你说话。
加缪 加缪
所有自夸的、自以为正确的，在外招摇的，都是暗中夹带自己私利的，必须有人出来给他们添点恶心，别让他们觉得有一手遮天的好事，占多大便宜现多大眼，这不是洒狗血，是行使自然律。
王朔 王朔
都是人间一过客，何必执着不快乐，生命几许，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要在乎失去了谁，应该珍惜剩下了谁。内心一旦平静，外界就会鸦雀无声，心态就是最好的风水。心事人人都有，不能逢人就说，懂的人不用说，不懂的人不必说。不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人生不过是路过，没什么不可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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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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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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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里，真正属于我的世界只有脚下的小路那么宽。我一步也不会离开这条路。我从不曾需要多么宽阔的通道，能侧身而过就足够了。像鸟在天空侧身飞翔，鱼在大海里侧身遨游，我从来不曾渴望过全部的世界。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去向的一个小小的所在。我只依赖熟知的事物而生活，我心有牵挂，不想迷路，不想回不了家。我在山野里，游荡在节制之中。但已经感到足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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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就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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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同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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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起来糟糕的事，本质上却往往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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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坚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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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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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花与丽日争妍，翠竹共青天斗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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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礼义教子弟，小家凶恶训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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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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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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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话起效的时代，祭祀乐歌中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遗憾和哀伤。只有当神话时代处于失落的进程中，祭祀乐歌中才会呈现出那么多的时间错位、失序，以及那么多能与凡俗人类共情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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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我们知道屈原名平，为什么说“名余曰正则”呢？因为“正”的意思就是“平”，“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正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最平正的那个事物，也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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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以仰慕而共情的笔调将《李陵传》写成了如《史记·项羽本纪》般的末路英雄故事，创造了《汉书》中风格独异的一篇。 台湾大学的何寄澎有个解释：班固因为理解司马迁的孤寂痛苦，因而爱屋及乌地对李陵有了特别的关怀。他特地模仿了司马迁的语言风格，替他将《史记》无法言说的李陵故事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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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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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偏执地相信，肉体生命只是文学的附庸。不管寿命长短、死亡原因，只要有著述传世，生命就没有遗憾。寿命会结束，欢乐会终止。时候一到，一切戛然而止。文学能够战胜其他一切，在通往永恒的路上占据最先锋的位置。这一观点最终变成了《典论·论文》里程碑式的宣言，宣告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插图] 每个读中文系的人都被要求过背诵这句话。在回答“我的职业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典论·论文》的地位相当于医学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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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渊明，晋末印象就完全是尘满河洛、烟接寻阳，但陶诗却使人无法忽视，在最黑暗、动乱的时代，依然有澄明的生活和心地。对渊明的时代和人生越了解，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乐观的前提下，感受到如此多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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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不许诺战争一定会结束、未来一定会变好、故乡一定回得去，可是他在每个没有希望的日子里动员起内在的力量。就此，杜甫在晦暗不明的时代里找到了生活下去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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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和赵明诚开始了在江南的逃亡，留在北方青州（今属山东潍坊）故居的十余屋古器、书籍、金石拓本全数被金人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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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但相信自己所在之处一定是不安全的。只要踏上别处，仿佛就有希望。别处之人也持相同的恐惧。人们看似在努力逃命，却只是互换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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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优美走向崇高的路上，乱离成为动力。北宋末年士人过度追求雅致，却不再有虎虎生气，反衬得《金石录后序》连滚带爬、粗野有力，使后代读者拍案惊奇：如此文章竟出于妇女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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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评论： 元兵打破杭州、俘虏宋帝以前是一个时期。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做的诗比例上大得使我们吃惊。……他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跋涉奔波，尽心竭力，要替宋朝保住一角山河、一寸土地，失败了不肯屈服，拘囚两年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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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又雇佣从前线败逃回来的官兵来训练军队。[插图]政府无力支付军队开支，文天祥就用家资来补贴[插图]。为此文母被送到惠州，由时任惠州知州的弟弟文璧及文璋供养。[插图] 文天祥下定了决心毁家救国，但朝廷却放不下猜疑。八月，勤王部队抵达临安，朝廷即想用虚衔将他与其军队分开，不成功之后，又支他去守平江府（今江苏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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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诗，不懂诗，但不能没有无伪、专一的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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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的生命真的和春夏秋冬一样循环往复，我们肯定很快乐。因为万物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没有什么事需要人类操心。这就像学校的食堂六点开始卖早饭，很努力四点就跑过去了也没有饭吃，所以额外的努力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自然的节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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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玉京小像 张謇 却将万恨付灵飞，故国烽烟事事非。 愁绝听琴吴祭酒，黄冠无地乞身归。当卞赛穿着道袍，带着柔柔从琴河出发找寻梅村别墅，她的琴声铺开一场故国烽烟的宏大叙事。人们听到、联想到无数在易代中死去的人，体会过去已永远逝去。梅村被隔离在演奏者和听众的距离之外，忽然意识到自己连着黄冠入道的自由都不拥有。他四顾苍茫，在自己的家中感到了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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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我看到当日的光线，触到长江边湿腻的细雨，感到个人置身于大变局飓风眼中时寥廓的茫然。这是诗歌存在的意义。它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另一种真实：当事人的心灵、眼光与当日自然、社会的独特遇合。万殊机械而不息的运转因那人心灵的统摄而产生了独特的意义，无含义的事件加工成了能被人类文明处理的情节。诗歌是语言的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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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首词，顾随先生有一番激情洋溢的讲解: “恨”是由于“情痴”，与“风月”无关，即使无风月也一样恨。“东风”者，春天代表。春不长久也罢，须离别也罢，虽然短，总之还有。不是你（春天）来了吗？则虽是短短几十天，我还要在这几十天中拼命地享乐。此非纯粹乐观积极，而是在消极中有积极精神，悲观中有乐观态度。 人生不过百年，因此而不努力，是纯粹悲观。不用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即使还剩一天、一时、一分钟，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活个样给你看看，决不授降，央不气馁。“洛城花”不但要看，而且要看尽，每园、每样、每朵、每瓣。看完了，你不是走吗？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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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写得最顺利的章节是文天祥，写得最困难的章节是李陵和吴梅村。我很多次感叹，英雄就是英雄。无需复杂的分析和写作技巧，只要从文天祥的诗歌中选出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呈现，生命的光辉即不言自明。欧阳修也给我类似的感受。但李陵和吴梅村，在阅读之时，我虽被他们更接近凡人的软弱和屈辱打动，但阐释起来就万分困难。原来凡人生命中微弱的光亮需要经过更复杂的折射和过滤才能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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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不由辩解地伤害李陵的人们，现在又想以施恩者的角色出现。李陵再一次展现了英雄气概——虽然记得那些伤害对双方都没好处，但他决定不忘却，不与“世界的恶意”妥协。他用“丈夫不能再辱”的宣言断绝了退路，永久地自我放逐于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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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为敌的是“天隅”“千秋”“日月”“往路”。他们已失去了先秦时代神祇和祖先的保护，完全孤独地面对世界，甚至不会像《诗经·黍离》或《离骚》一样抱怨天帝对人的抛弃。唯一的纽带是两个凡人之间的情感。连这条纽带也在不可阻挡地断裂。这是无神时代人的处境。在渺小个人与巨大时空的对比中，这组诗才格外富有苍茫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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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 “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 瞬间：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在因李陵事件下狱时，他存在的根基被完全动摇。无论是自我之中，还是社会文化中，都没有现成的方案来应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好死不如赖活”，没有人知道还能以其他什么理由活下去。对于不能接受“赖活”的人来说，死是唯一成熟的办法。但司马迁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把写作当作新的存在根基。以它为理由，人就可以不再躲避屈辱和死亡，甚至获得了“万被戮”也没关系的“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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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61这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逻辑。在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地将各种观念发明出来。把它们当作一种答案，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他们是靠什么活下来？这就是我后来关注李陵故事的原因。 李陵是藏在文学史背后的。冠名李陵的文学作品很多。完全确定是李陵写的，只有《汉书·苏武传》中一首楚歌体短歌。不过我在《汉书·李陵传》《答苏武书》和苏李诗中读到一种共性的东西：在完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哲学和智性中也没有资源可用时，仅以意志“扛住”的力量。在或真或假的作品里，李陵从没有司马迁那样豁然开朗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但又完全不肯服输，竟也咬牙度过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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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魏晋诗歌，和阅读汉代诗歌在感受上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面目模糊的作者群体，而是个性鲜明、身世清楚的具体的人。自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之后，文学史就变得充满个人的个性。建安七子之后有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之后又有太康时代群星闪耀的作家，在他们之后，又有陶渊明、谢灵运。文学史不再是群体的历史，而是个体的表达。在文学上追求个人风格的差异，借助作品留下个人生命的痕迹，就是从建安时代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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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中写“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而渊明写“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意谓优患虽深，但此时当下却全然惬意、满足。这是渊明高于杜甫的地方。杜甫所写的，是人们普遍感到而无法表述的情感，使人获得理解和熨帖。渊明写的，却是人们未尝想过的境界，使人震撼并向往。渊明的风度在于他以一人之力，干预了后人对晋末社会的整个想象。如果没有渊明，晋末印象就完全是尘满河洛、烟接寻阳，但陶诗却使人无法忽视，在最黑暗、动乱的时代，依然有澄明的生活和心地。对渊明的时代和人生越了解， 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一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乐观的前提下，感受到如此多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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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专心要尽可能避免无意义的闲谈，即那种不坦率诚恳的交谈。如果两个人谈论他们共知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谈他们刚刚一起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是谈他们工作中的共同的经验，只要他们谈论的是其经历过的事，而且没有用抽象化的方式来对待它，那么，这种谈话就是有意义的。但有另一种情况，一场谈话可能涉及政治或宗教问题，却无聊透顶。当两个人说的都是陈词滥调的时候，当他们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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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前三句都是写人与自然的搏斗，到最后一句，自然的部分消失了，渊明完完全全在讲自已：“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句话常被错误理解成只要结果好，辛苦没关系。但“愿无违”不是“果无违”。“愿无违”的价值恰恰在于从结果中解放出来。它不是指愿望达成，而是指最初的愿力不衰减，人能不断得到激发而不觉倦怠。人生的诸种追求，结果可能就是“草盛豆苗稀”的，但人也可能争取不被条件限定、不被结果定义的快乐，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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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没有空调的时代，江南夏日的房屋是终日开窗的，唯独西窗之外遮盖着稀疏的竹帘。那时虽有风扇和凉席，人仍然终日热得昏昏沉沉。常常是在下午，忽然间有带着雨珠的凉风飘进室内。走廊里响起窗户的撞击声、玻璃窗或玻璃瓶落地砸碎的声音、人奔跑抢救的声音。一阵混乱之后暂时安静，然后是雨脚巨大的喧响，一阵比一阵更凉的凉风带着泥土的味道涌进房间。对于一个心中尚未储存世事的儿童来说，那种凉带来的快乐如洪水决堤。正如旁观的大人常常评价的那样：“落雪落雨狗欢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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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不失所。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37 这是准确到刻毒的描述。事实上金人自建炎四年在黄天荡（在今江苏南京）被韩世忠狙击，又在建康大败于岳飞之后，再也没有渡过长江。至绍兴四年，南宋朝廷已在临安安定下来，宋金实力对比逆转，但前方听闻金兵渡过淮河8，后方士民就如惊弓之鸟，乱窜逃命。 没有谁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但相信自己所在之处一定是不安全的。只要踏上别处，仿佛就有希望。别处之人也持相同的恐惧。人们看似在努力逃命，却只是互换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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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心智需要这样的全景来安慰。当我结束多日的索隐和分析，闭上眼睛，希望从头脑中抹去这些琐屑的知识，“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和“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的诗句却无比清晰地从堆积的字节上浮起，变成一帧高保真的画面，召唤我置身进去，直接获得整体的理解和洞见。在那里，我看到当日的光线，触到长江边湿腻的细雨，感到个人置身于大变局飓风眼中时寥廓的茫然。这是诗歌存在的意义。它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另种真实：当事人的心灵、眼光与当日自然、社会的独特遇合。万殊机械而不息的运转因那人心灵的统摄而产生了独特的意义，无含义的事件加工成了能被人类文明处理的情节。诗歌是语言的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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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句子写得漂亮要首先被提及？因为当歌女轻启朱唇，以舒缓的曲调唱出这些歌词时，文本在时间中被拉长了，词句首先攫取了听众的注意力。 以现在复原的古曲《鬲溪梅令》（南宋姜夔制）看，在演唱中，平均每个字耗时两秒，那么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样的一句，则应有二十秒之长。一唱三叹，则超过半分钟之久。在这样的速度中，听众的注意力被拉入句子内部，每一个词都被放大，成为赫然的块垒。语言的陈腐与新鲜、黏腻与雅洁直接呈现在耳膜和心灵上。是语言，而不是故事、结构决定了词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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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不动声色地简明记录着收藏散失的过程，既不矜夸自己冒死保护收藏的功劳，也不回护自己在更多收藏毁弃中的误判责任。她将这残忍的丧失过程细细写来，清点每次浩劫遗留的吉光片羽，记录这些本与她的生命融为一体的东西如何一层层剥落。她唯独没有写人的嘴脸。似乎他们只是给她带来了必须去处理的麻烦，却不值得她凝神看待。我想这是李清照式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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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对生活的发现常常不是在生活足够好的时期，而是在其他的一切都被剥夺了，只有私人生活可以作为最后的堡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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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完全相信他的身份如此不凡，使命如此特殊，因此不太可能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慨。虽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故事出自《楚辞·渔父》，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它是后人伪托的，也从文献上证明了这并非屈原自述。这就像《魔戒》里，迈雅承担迈雅的责任，精灵承担精灵的责任，人承担人的责任。甘道夫是迈雅，从来不会感慨人类和矮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才是神话中应有的等级思维。但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已将此事当作事实陈述，可见至迟到西汉时代，人们就很难理解屈原的天命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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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香草是象征内心之美，可为什么一戴上香花美草，屈原就要说来不及？“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中间的“汩”是水流的样子。屈原忽然意识到，河水与时间一样，是往一个方向流动的，并不像《礼记·月令》和楚帛书中那样是循环的，因此他面对这些香花美草时就失去了从容的态度。他发现花草快速地枯萎，枯萎之后没有重生。他也联想到了自己的生命“恐年岁之不吾与”，意思是“恐怕上天给我的时间也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也不会再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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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如果春与秋是循环的，那等待腐草成萤，死后重生就好了。可是屈原意识到了时间的线性，不再相信重生。当他思量（惟）草木零落这个事实时，立刻意识到，人的生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必将走向迟暮之年。 环形时间破产了，屈原成为了第一个为草木黄萎感到彻彻底底悲伤的诗人。《离骚》里写了那么多草木，没有一处有类似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意思。屈原知道，不会再生了。 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后，屈原重复地写了很多遍这样的话。
黄晓丹 黄晓丹
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屈原生活在公元前四到前三世纪的楚国。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已经进入理性时代，而楚地还带有很多神话时代的色彩。楚地的神秘性一直到沈从文写《边城》的时代还存在。在屈原的时代，楚国的巫和史还没有分家，掌管国家事务、氏族传承、神鬼祭祀和宗教礼仪的是同一个人。据现代学者考证，屈原担任的三闾大夫，就是主管这些事宜的。他可以说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之间的门槛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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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为什么人们会拒斥线性的历史时间？因为它把神话时代的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生老病死的防御打破了。本来人们把自己看作和植物差不多的存在，只要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不必害怕死亡。可是环形的自然时间被打破后，死亡就意味着真的回不来了。对于活人，上天也不再主持善恶的审判。生死、善恶两个问题就此摆在了人的面前。诸子百家无一不需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中原士人来说，这些思考是系统性的，是群体共同承担的。在依然处于神话时代的楚国，屈原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这造成了屈原的痛苦、孤独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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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时间这种抽象的概念是不快乐的。它将死亡的阴影投向距离死亡尚远的时候。人类怎样来缓解这种时间的焦虑？靠另一项发现，即自然的时间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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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为任何挫折牵制的人被仆人和马的痛苦牵制了。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从那个“旧乡”来的，虽然旧乡是如此堕落。他的命运与芸芸众生原来是一致的，而不是那寅年寅月寅日预示的独特命运。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回头触及了后世所认为的“真相”，即神灵的世界不过是屈原癫狂的幻梦或过剩的想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回头使屈原彻底跌出那个生息有序、赏罚有时、永续循环的环形时间。就在永恒的门口，屈原做出了一个选择：不进入永恒，而是接受他面临的人类命运，必将朽坏，与百草一起枯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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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在《精灵宝钻》中写道：“伴随着自由天赋所赐下的是，人类在这世界上只存活短暂的片刻…因此人类又被称为世界的客旅，或流浪者。死亡是他们的命运，是伊露维塔所赐的礼物，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连诸神也会羡慕这个礼物。”《离骚》正写出了人类在认领这份礼物的过程中的艰难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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