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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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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作为目光、物体和象征,铁塔成为人类赋予它的全部想象,而此想象全体,又始终在无限伸延之中。被注视的和注视着的景象,无用的和不可替代的建筑物,熟悉的世界和英雄的象征,一个世纪的见证和历久弥新的纪念碑,不可模仿而又不停被复制的物体。它是一个纯记号,向一切时代、一切形象、一切意义开放,它是一个不受限制的隐喻。借助铁塔,人类运用着一种潜力无边的想象力功能,即自由的功能,因为任何历史,不论多么令人悲叹,都永远不可能消除想象的自由。
罗兰·巴特
“时代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他苦笑着,高声对自己说:“离着死亡只有两步之远,单独和我说话,我仍然是伪善的……啊,19世纪!”
司汤达
20世纪以来,尽管几乎每个西欧国家都曾经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引进美国的司法审査制度,但没有 一个国家建立起美国式的司法审查,相反倒是出现了一种欧洲式的司法审査。
苏力
20世纪有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他曾把思想家分为两种,狐狸与刺猬。刺猬之道,一以贯之,是为一元论,而狐狸则圆滑狡诈,可谓多元论。古希腊诗人阿尔齐洛克斯写过这样一句诗:狐狸观天下事,刺猬以一事观天下。
罗翔
有人说孤独是21世纪的麻风病,很多人为了治疗孤独,渴望友谊,渴望进入某种神秘的圈子,但是有些友谊,有些圈子,不进也罢,进去反而会让你更加的痛苦。很多同学都有进入某种圈子的欲望,你会发现宿舍中有圈子,学校里也有圈子,工作单位中更是圈子多,一旦进入发现圈里还有圈,就像洋葱一样。很多人这一生最害怕什么事呢,就是呆在圈子以外。所以即便剥洋葱会剥到我们不断地流眼泪,我们还是想混进某种神秘的圈子。一旦进去,我们就可以对圈外的人趾高气昂,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可一世。
罗翔
发明的进步使人类拥有了世纪前最大胆的想象也无法梦见的力量。
The march of invention has clothed mankind with powers of which a century ago the boldest imagination could not have dreamt.
亨利·乔治
有时,对我而言,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许多诗作,包括男诗人与女诗人所写下的,似乎是有史以来最友爱的作品。如果真是如此,这也和政治口号毫无关联。这适用于里尔克(Rilke),他是反政治的;也适用于波赫士(Borges),他是个反动派;还有希克美这位终身共产党员。我们的世纪,是个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时代,然而它所想像的(有时也为之奋斗的)未来,却是以友爱为号召。在此之前,几乎没人提出过这样的号召。
约翰·伯格
众所周知,多少世纪以来,罗马一直视“开放式火鸡热三明治”为淫荡之首。许多三明治只得合上,只是在宗教改革以后才再度摊开。十四世纪宗教画首次描绘了体重超重者给打下地狱,漂泊游荡,只能进食色拉和酸奶的情景。西班牙人尤其残酷,在宗教法庭期间,有人若在鳄梨里放蟹肉,便可处死。
伍迪·艾伦
他(列侬)是光辉的,他是快乐的,他是愤怒的,他是悲伤的,总之,他是个努力工作把他的精华献给世界的一个天才。我爱他。这样的一个人曾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世纪和人类的一部分,这是多么精彩啊。与他在一起对我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荣誉。
小野洋子
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电台正在热播“创世纪乐团” 的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叫作“她仿佛在无形中触动人心”,结果艾米低声唱道“她接过我的帽子,把它搁在架子的顶层”。当我问她那些歌词跟原唱有哪一点儿沾边时,她却告诉我,她总觉得歌里的女人真心爱着那名男子,因为她把他的帽子搁在了架子的顶层。当时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她,我真心真意地喜欢这个对什么事都有着一套说法的女孩。
吉莉安·弗琳
法包含着一个民族经历多少世纪发展的故事,因而不能将它仅仅当作好象一本数学教科书里的定理公式来研究。为了知道法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它的过去以及未来趋势。
霍姆斯
自然的情感世界并没有什么诱惑力。和《柏林纪事》中,他的自画像是一个情感完全被疏远的儿子;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有一个儿子,生于1918年,20世纪30年代中叶与本雅明的前妻移民英国),他似乎简直就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亲情关系。对忧郁的人来讲,以家庭纽带形式出现的自然情感引入的只是伪主观的、多愁善感的东西;这是对意志、对独立性的压榨;它们剥夺了他们集中精力去工作的自由。这一自然情感也是对人性提出的一种挑战,忧郁的人有种直觉,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是欠缺的。《在土星的标志下》
苏珊·桑塔格
全身心的投入。他要是不投入,注意力就涣散。作为一个作家,本雅明能够异乎寻常地集中思想。他能两年就完成的准备工作和撰稿;其中有些章节,他在《柏林纪事》中吹嘘,就是漫漫长夜坐在咖啡馆一个爵士乐队边上写成的。但是,尽管本雅明颇为多产——有几个阶段,他每星期都为德国文学报刊写稿子,结果证明,他再也没能写出一本正常厚薄的书了。在1935年的一封信里,本雅明说到撰写《巴黎:19世纪之都》时的“土星式的缓慢进展”,这本书他1927年就动笔了,原以为两年之内就能杀青。他的典型的写作形式还是随笔。忧郁的人所表现出的注意力的集中及其耗竭设定了本雅明发展思想的长度极限。他的重要文章仿佛都正好在自我毁灭前及时收《在土星的标志下》
苏珊·桑塔格
摄影史可以概括为两种不同迫切需要之间的斗争:一是美化,它源自美术;一是讲真话,它不仅须接受不含价值判断的真理——源自科学的影响——这一标准的检验,而且须接受一种要求讲真话的道德化标准的检验——既源自十九世纪的文学典范,也源自(当时)独立新闻主义这一崭新的专业。
苏珊·桑塔格
本雅明总是在干活,总是努力干更多的活,他对作家的日常生存状态作过大量的思考。忧郁的人是如何变成意志的英雄的?答案是通过一个事实,即工作可以变成一剂药,一种强迫症。(他在论超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思考是一帖有名的麻醉剂。”)事实上,忧郁的人会成为最大的瘾君子,因为真正上了瘾的体验总是一种孤独的体验。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一位医生朋友指导监督下服用大麻麻醉剂那些疗程是精心设计的花招,不是自我投降行为;它们是为作家提供的素材,并非是要逃离意志的压榨。
本雅明认为他拟写的论大麻麻醉剂的著作是其最为重要的工程之一。
苏珊·桑塔格
在外面这个时代,律师的总结陈词对于整个诉讼来说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检方和辩方陈述的对象不是陪审员,而是法官和参审员。任何伪装的声调、每一句装腔作势的表述都将是无法被容忍的。长篇的总结陈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才能行得通。德国人再也不相信那些虚假的激情言论了,他们见得太多太多。
费迪南德·冯·席拉赫
我们的刑法用于惩处罪恶行径,并根据人们犯下的罪行予以惩罚。可我们要问,米歇尔卡的所作所为又应承受什么样的惩罚?这真的很复杂。在中世纪倒简单,按犯下的罪行量刑就可以:偷了东西就把手砍下,往往不去问原因,不去管偷窃是因为对金钱的占有欲,还是因为快要饿死。那时的惩罚就像一道算术题,惩罚尺度是有固定答案的。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刑法就明智些了,能更准确的评判生命,但同时也更加复杂。
费迪南德·冯·席拉赫
我们的刑法用于惩处罪恶行径,并根据人们犯下的罪行予以惩罚。可我们要问,米歇尔的所作所为又应该承受什么样的惩罚?这真的很复杂。在中世纪倒简单,按犯下的罪行量刑就可以:偷了东西就把手砍下,往往不去问原因,不去管偷窃是因为对金钱的占有欲,还是因为快要饿死。那时的惩罚就像一道算术题,惩罚尺度是有固定答案的。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刑法就明智些了,能更准确地评判生命,但同时也更加复杂。抢劫银行的行为往往不能简单划一地理解为抢劫银行。我们能给米歇尔扣顶什么帽子?他的做法只是和我们一贯默守的处事原则相左,但如果我们也处于他当时的境地,我们敢保证自己不干一样的事?难道设法回到自己深爱的亲人身边不是所有人都向往的?
费迪南德·冯·席拉赫
我看我的同代人不一定讲得出首次看电影的日期。这个世纪以它粗俗的举止与以往的世纪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新艺术,即庶民艺术,预示着我们的野蛮这种诞生在盗贼巢穴之中的艺术却被政府部门列入市集娱乐,以下等人的举止出现,使道貌岸然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娘儿们和孩儿们的娱乐。
让-保尔·萨特
记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读到的,反正是上个世纪的事。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个小站上,一个作家踱来踱去,在等火车。一眼望去,连一座破房子也没有,寂寥无人影。作家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他眼睛近视,单身独处,样子粗俗,性子火暴;他百无聊赖,老想着前列腺病和债务。突然一辆四轮马车沿铁轨驰来,跳下一位年轻的伯爵夫人,向作家跑去,她跟他素不相识,但肯定眼前的旅行者就是她在一张相片上见过的作家。她向他躬身行礼,拿起他的右手亲吻。故事到此为止。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想说明什么。九岁那年,我为这个故事着了迷,这个爱发牢骚的作家竟然有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女读者。一个美貌的人儿给他恢复了连他自己都遗忘的荣耀,这叫做新生。再往深处一想,其实这意味着死亡,这是我感受到的,或我愿意认为如此。一个活着的庶民不可能从一个女贵族那里得到如此仰慕的表示。伯爵夫人仿佛对他说:“我之所以能来到您跟前,碰碰您,那是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保持门第的优越感了,我不担心您对我的姿态有什么看法,已经不把您当做一个人,您只是您作品的象征。”一个吻手礼把他置于死地:离圣彼得堡一千俄里的地方,一个旅行者在出生五十五年之后被焚,荣耀把他烧死,他只剩下火光闪闪的一系列著作。
让-保尔·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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