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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
成为什么,不过是存在的附属。人只有一个使命:走向自我。无论他最终成为诗人还是疯子,先知还是罪犯——这不是他的职责,毫不重要。他的职责是发现自己的命运,不是别人的命运,是彻底而不屈地活出自己的命运。其他任何道路都不完整,都是企图逃避,是遁入公众的轨迹,是苟且偷生,是对内心的恐惧。
赫尔曼·黑塞
有一位批评家说第一流诗人是不做诗的,这是极有道理的话。他们从一切目前的东西和心里的想象得到无限诗料,自己完全浸在诗的空气里,鉴赏之不暇,那里还有找韵脚和配轻重音的时间呢?人们在刺心的悲哀里时是不会做悲歌的, Tennyson 的 In Memoriam 是在他朋友死后三年才动笔的。一生都沉醉于诗情中的绝代诗人自然不能写出一句的诗来。感觉钝迟是成功的代价,许多扬名显亲的大人物所以常是体广身胖,头肥脑满,也是出于心灵的空虚,无忧无虑麻木地过日。归根说起来,他们就是那么一堆肉而已。
梁遇春
我没有野心与渴望。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独处的方式。
费尔南多·佩索阿
人人都有缺点,谈恋爱的男女双方都是如此。问题不在于找一个全无缺点的对象,而是要找一个双方缺点都能各自认识,各自承认,愿意逐渐改,同时能彼此容忍的伴侣(此点很重要。有些缺点双方都能容忍;有些则不能容忍,日子一久即造成裂痕)。最好双方尽量自然,不要做作,各人都拿出真面目来,优缺点一起让对方看到。必须彼此看到了优点,也看到了缺点,觉得都可以相忍相让,不会影响大局的时候,才谈得上进一步的了解;否则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朋友。可是要完全看出彼此的优缺点,需要相当时间,也需要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故来考验;绝对急不来!更不能轻易下结论(不论是好的结论或坏的结论)!唯有极坦白,才能暴露自己;而暴露自己的缺点总是越早越好,越晚越糟!为了求恋爱成功而尽量隐藏自己的缺点的人其实是愚蠢的。当然,在恋爱中不知不觉表现出自己的光明面,不知不觉隐藏自己的缺点,不在此例。因为这是人的本能,而且也证明爱情能促使我们进步,往善与美的方向发展。这正是爱情的伟大之处,也是古往今来的诗人歌颂爱情的主要原因。
傅雷
西方人的思想方式同我们距离太大了。不做翻译工作的人恐怕不会体会到这么深切。他们刻画心理和描写感情的时候,有些曲折和细腻的地方,复杂繁琐,简直与我们格格不入。我们对人生琐事往往有许多是认为不值一提而省略的,有许多只是罗列事实而不加分析的,如果要写情就用诗人的态度来写;西方作家却多半用科学家的态度,历史学家的态度(特别巴尔扎克),像解剖昆虫一般。译的人固然懂得了,也感觉到它的特色、妙处,可是要叫思想方式完全不一样的读者领会就难了。思想方式反映整个的人生观、宇宙观和几千年文化的发展,怎能一下子就能和另一民族的思想沟通呢?
傅雷
了解人是一门最高深的艺术,便是最伟大的哲人、诗人、宗教家、小说家、政治家、医生、律师,都只能掌握一些原则,不能说对某些具体的实例——个人——有彻底的了解。人真是矛盾百出,复杂万分,神秘到极点的动物。
傅雷
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
鲁迅
难道只有会写诗的人才产生诗吗?其实,所有人的情感中都具备诗情——而普通人在生活中的诗情是往往不会被职业诗人们所理解的。不必指责一个煤矿工人会产生如此的情调。尽管他们干又脏又累的活,看起来粗粗笨笨,有时候还说脏话,但在他们中间,又有多少外人所不了解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细腻的心理情感呢?
路遥
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
鲁迅
虽说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们却还向这里跑;老年们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别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转回来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厌世诗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系之矣”,然而他总活着;连祖述释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勗本华尔也不免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不肯轻易“涅槃”。俗语说:“好死不如恶活”,这当然不过是俗人的俗见罢了,可是文人学者之流也何尝不这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总有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还有一条尤其义正辞严的逃路。真的,倘不这样,人生可真要无聊透顶,无话可说了。
鲁迅
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鲁迅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鲁迅
通过自己的生活,他证明了父亲的看法——父亲直到最后一息还一再说,没有任何人的嗅觉比诗人更灵敏,没有任何石匠比诗人更顽强,没有任何经理比诗人更老谋深算和危险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
换句话说,人的友爱和同情往往只是作为情绪来到,而相反的事实则是伸手便可触及。正像一位诗人所表达的: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
余华
只有诗人或者圣贤才会坚信,在沥青路面上浇水,百合花会生长出来回报他的辛勤付出。
毛姆
人类总是以大胆解释某些现象开始,诗人们先说出他们的感情,然后才是学者来检验假说,确定真理。
爱弥尔·左拉
曾经,我既想成为诗人,又想成为市民;既想成为艺术家和幻想者,也愿同时拥有美德,享有故乡。我用了很久才明白,人不可能同时成为并拥有两者。我明白自己是游牧人,不是农夫;是追寻者,不是持有者。我为了心中僵化的神明与教条已持戒太久,这是我的错误、我的苦痛,是我对世间疾苦犯下的共罪:因对自己施暴,因不敢走上释然之路,我为这世界增加了罪与苦。释然之路既不向左也不向右,它通向自我内心。此间唯有神明,此间唯有和平。
赫尔曼·黑塞
童年似乎离我们无比遥远。而眼前的一切, 充满痛苦。 日本有位女诗人, 一位很久以前的宫女,曾写过这一点多么令人伤心。她写道,一旦长大成人,童年便好比异国土地,离我们无比遥远。
石黑一雄
日本有位女诗人,一位很久以前的宫女,曾写过这一点多么令人伤心。她写道,一旦长大成人,童年便好比异国土地,离我们无比遥远。
石黑一雄
呆笨的读者会羡慕诗人能有那些其乐无穷的经历,而不是羡慕诗人所具有的伟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足以化平凡无奇为伟大和优美。同样,一个具忧郁气质的人所看到的悲惨一幕,在一个乐天派的眼里只是一场有趣的冲突,而一个麻木不仁的人则把这视为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叔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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