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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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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我对人类抱有崇高的理想与希望,同时也用天文学地质学的观点看人类的演变,多少年前就惯于用“星际”思想看待一些大事情,并不把人类看做万物之灵,觉得人在世界上对一切生物表示“惟我独尊”是狂妄可笑的。对某个大原则可能完全赞同,抱有信心,我可照样对具体事例与执行情况有许多不同意见。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为了一部坏作品,为了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会愤怒得大生其气,过后我却也会心平气和的分析、解释,从而对个别事例加以宽恕。我执著真理,却又时时抱怀疑态度,觉得死抱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高级更进步的真理。
傅雷
好像世界上公认有个现象:一个音乐家(指演奏家)大多只能限于演奏某几个作曲家的作品。其实这种人只能称为演奏家而不是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胸襟不够宽广,容受不了广大的艺术天地,接受不了变化无穷的形与色。假如一个人永远能开垦自己心中的园地,了解任何艺术品都不应该有问题的。
傅雷
高远绝俗而不失人间性人情味,才不会叫人感到cold [冷漠]。像你说的“一切都远了,同时一切也都近了”,正是莫扎特晚年和舒伯特的作品达到的境界。古往今来的最优秀的中国人多半是这个气息,尽管sublime [崇高],可不是mystic [神秘](西方式的);尽管超脱,仍是warm,intimate,human [温馨,亲切,有人情味]到极点!你不但深切了解这些,你的性格也有这种倾向,那就是你的艺术的safeguard [保障]。
傅雷
月初看了盖叫天口述、由别人笔录的《粉墨春秋》,倒是解放以来谈艺术最好的书。人生—教育—伦理—艺术,再没有结合得更完满的了。从头至尾都有实例,决不是枯燥的理论。关于学习,他提出“慢就是快”,说明根基不打好,一切都筑在沙上,永久爬不上去。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倘若一开始就猛冲,只求速成,临了非但一无结果,还造成不踏实的坏风气。德国人要不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前半期埋头苦干,在每一项学问中用死功夫,哪会在十九世纪末一直到今天,能在科学、考据、文学各方面放异彩?盖叫天对艺术更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学戏必须经过一番“默”的功夫。学会了唱、念、做,不算数;还得坐下来叫自己“魂灵出窍”,就是自己分身出去,把一出戏默默的做一遍、唱一遍;同时自己细细观察,有什么缺点该怎样改,然后站起身来再做、再唱、再念。那时定会发觉刚才思想上修整很好的东西又跑了,做起来同想的完全走了样。那就得再练,再下苦功,再“默”,再做。如此反复做去,一出戏才算真正学会了,拿稳了。你看,这段话说得多透彻,把自我批评贯彻得多好!老艺人的自我批评决不放在嘴边,而是在业务中不断实践。其次,经过一再“默”练,作品必然深深的打进我们心里,与我们的思想感情完全化为一片。
傅雷
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她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我也就断续地说完了我的话,连余音都消失在虚空中了。
鲁迅
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
鲁迅
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鲁迅
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鲁迅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鲁迅
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鲁迅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鲁迅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鲁迅
我们如果承认艺术有独立的无限的价值,艺术家有完成艺术本身最终目的之必要,那末我们便不能而且不应该撇开艺术价值去指摘艺术家的态度,这和拿艺术家的现实行为去评断他的艺术作品者一样可笑。
鲁迅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鲁迅
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
鲁迅
现代作品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变成古代作品。
大仲马
当我遇到一个看起来还算明白的大人时,我就试着让他看我一直保存着的我的一号作品。我想知道他是否能真正理解。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鲁迅
古今往来有数不清的作家,读不完的作品,尽管生活环境各异,思想信仰不同,对人对事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所有真诚的作家都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
巴金
每一本书、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答案。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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