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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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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
恩格斯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恩格斯
所有的战争理论归结起来就是计算风险。
弗兰克·赫伯特
苏格拉底是理论乐观主义的原型。
尼采
再好的理论,不应用到自身,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让理论与实践结合,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带来变化,理论才有价值。所以,这个理论到底是谁原创的不重要,我们能用它提升自己才重要。
张萌
事实上,没有人拥有预测未来的能力,作为人类,我们始终要对自己的理性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往往是那些看起来美好的理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劫难。
罗翔
人们很容易在自己所坚守的立场上附着不着边际的价值,但我们必须警惕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所搭建的任何理论高塔都可能是随时倾覆的巴别塔。
罗翔
“懂道理的人,才跟他理论;这吵来吵去,也吵不出个子丑寅卯,就为磨嘴?”
刘震云
要生活得好,对社会尽贡献,就需要把大大小小的事,从日常生活、感情问题,一直到学习、工作、国家大事,一贯的用科学方法、马列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去处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能成为有力的武器,也就在于它能培养冷静的科学头脑,对己、对人、对事,都一视同仁,做不偏不倚的检讨。而批评与自我批评最需要的是勇气,只要存着一丝一毫懦怯的心理,批评与自我批评便永远不能做得彻底。我并非说有了自我批评(即挖自己的根),一个人就可以没有烦恼。不是的,烦恼是永久免不了的,就等于矛盾是永远消灭不了的一样。但是不能因为眼前的矛盾消灭了将来照样有新矛盾,就此不把眼前的矛盾消灭。挖了根,至少可以消灭眼前的烦恼。将来新烦恼来的时候,再去消灭新烦恼。挖一次根,至少可以减轻烦恼的严重性,减少它危害身心的可能;不挖根,老是有些思想的、意识的、感情的渣滓积在心里,久而久之,成为一个沉重的大包袱,慢慢的使你心理不健全,头脑不冷静,胸襟不开朗,创造更多的新烦恼的因素。这一点不但与马列主义的理论相合,便是与近代心理分析和精神病治疗的研究结果也相合。
傅雷
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一个人没有性灵,光谈理论,其不成为现代学究、当世腐儒、八股专家也鲜矣!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观天的危险。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是humain(法文字,即英文的human,意为“人”),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傅雷
月初看了盖叫天口述、由别人笔录的《粉墨春秋》,倒是解放以来谈艺术最好的书。人生—教育—伦理—艺术,再没有结合得更完满的了。从头至尾都有实例,决不是枯燥的理论。关于学习,他提出“慢就是快”,说明根基不打好,一切都筑在沙上,永久爬不上去。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倘若一开始就猛冲,只求速成,临了非但一无结果,还造成不踏实的坏风气。德国人要不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前半期埋头苦干,在每一项学问中用死功夫,哪会在十九世纪末一直到今天,能在科学、考据、文学各方面放异彩?盖叫天对艺术更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学戏必须经过一番“默”的功夫。学会了唱、念、做,不算数;还得坐下来叫自己“魂灵出窍”,就是自己分身出去,把一出戏默默的做一遍、唱一遍;同时自己细细观察,有什么缺点该怎样改,然后站起身来再做、再唱、再念。那时定会发觉刚才思想上修整很好的东西又跑了,做起来同想的完全走了样。那就得再练,再下苦功,再“默”,再做。如此反复做去,一出戏才算真正学会了,拿稳了。你看,这段话说得多透彻,把自我批评贯彻得多好!老艺人的自我批评决不放在嘴边,而是在业务中不断实践。其次,经过一再“默”练,作品必然深深的打进我们心里,与我们的思想感情完全化为一片。
傅雷
现代青年头脑太单纯,说他纯洁固然不错,无奈遇到现实,纯洁没法作为斗争的武器,倒反因天真幼稚而多走不必要的弯路。玩世不恭、cynical [愤世嫉俗]的态度当然为我们所排斥,但不懂得什么叫做cynical [愤世嫉俗]也反映入世太浅,眼睛只会朝一个方向看。周总理最近批评我们的教育,使青年只看见现实世界中没有的理想人物,将来到社会上去一定感到失望与苦闷。胸襟眼界狭小的人,即使老辈告诉他许多旧社会的风俗人情,也几乎会骇而却走。他们既不懂得人是从历史上发展出来的,经过几千年上万年的演变过程才有今日的所谓文明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一切也就免不了管中窥豹之弊。这种人倘使学文学艺术,要求体会比较复杂的感情,光暗交错、善恶并列的现实人生,就难之又难了。要他们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样样结合起来,也极不容易。但若不能在理论→实践、实践→理论、具体→抽象、抽象→具体中不断来回,任何学问都难以入门。
傅雷
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有矛盾才会逼你解决矛盾,解决一次矛盾即往前迈进一步。到晚年矛盾减少,即是生命将要告终的表现。没有矛盾的一片恬静只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真正实现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凭了修养的功夫所能达到的和平恬静只是极短暂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刹那就要过去的。或者理想的平和恬静乃是微波荡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锐,而且随时能解决的那种精神修养,可绝非一泓死水:一泓死水有什么可羡呢?我觉得倘若苦闷而不致陷入悲观厌世,有矛盾而能解决(至少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一个总结),那么苦闷与矛盾并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闷而导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变做游戏人生的态度。从另一角度看,最伤人的(对己对人,对小我与集体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 [激情]出发的苦闷与矛盾,例如热衷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怀着野心而明明不能实现的人,经常忌妒别人、仇恨别人的人,那一类苦闷便是于己于人都有大害的。凡是从自卑感自溺狂等等来的苦闷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对自己也是致命伤。反之,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的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但此种苦闷也须用智慧来解决,至少在苦闷的时间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训,才不至于转到悲观绝望,用灰色眼镜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继续在人生中奋斗——而唯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闷才能转化为一种活泼泼的力量而不仅仅成为愤世嫉俗的消极因素;因为愤世嫉俗并不能解决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迈进一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怕经常苦闷,经常矛盾,但必须不让这苦闷与矛盾妨碍我们愉快的心情。
傅雷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一边学一边过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具备了所有的(理论上的)条件才结婚,才生儿育女的。你为了孩子而惶惶然,表示你对人生态度严肃,却也不必想得太多。一点不想是不负责任,当然不好;想得过分也徒然自苦,问题是彻底考虑一番,下决心把每个阶段的事情做好,想好办法实行就是了。
傅雷
中国人不是不讲形而上学,但不像西方人抽象,而往往用诗化的意境把形而上学的理论说得很空灵,真正的意义固然不易捉摸,却不至于像西方形而上学那么枯燥,也没那种刻舟求剑的宗教味儿叫人厌烦。西方人对万有的本原,无论如何要归结到一个神,所谓God [神,上帝],似乎除了God [神,上帝],不能解释宇宙,不能说明人生,所以非肯定一个造物主不可。好在谁也提不出证明God [神,上帝]是没有的,只好由他们去说;可是他们的正面论证也牵强得很,没有说服力。他们首先肯定人生必有意义,灵魂必然不死,从此推论下去,就归纳出一个有计划有意志的神!可是为什么人生必有意义呢?灵魂必然不死呢?他们认为这是不辩自明之理,我认为欧洲人比我们更骄傲,更狂妄,更ambitious [野心勃勃],把人这个生物看做天下第一,所以千方百计要造出一套哲学和形而上学来,证明这个“人为万物之灵”的看法,仿佛我们真是负有神的使命,执行神的意志一般。在我个人看来,这都是vanity [虚荣心]作祟。东方的哲学家玄学家要比他们谦虚得多。除了程朱一派理学家dogmatic [武断]很厉害之外,别人就是讲什么阴阳太极,也不像西方人讲God [神]那么绝对,凿凿有据,咄咄逼人,也许骨子里我们多少是怀疑派,接受不了太强的insist [坚持],太过分的certainty [肯定]。
傅雷
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
毛泽东
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泽东
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毛泽东
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鲁迅
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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