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于天,则菑犹未去也。
墨子

墨子(公元前476或480年—公元前390或420年),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 [1-2],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 [3] ,曾担任宋国大夫 [4] 。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也。

所以富贵的人极其奢侈,二孤儿寡妇却受饥挨饿,虽然想天下不乱,也不可能。国君若真的希望天下太平而不希望天下大乱的话,如果要吃喝,就不能不节俭。

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而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君子这样来造船车,所以属下都效法他,因此他的人民就会饥寒交迫,不得不做奸邪的事。奸邪的事情一多,刑罚就重,刑罚一重,国家就混乱。国君若真的希望天下太平而不希望天下大乱的话,如果要做船车,就不能不节俭。

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国君若真的希望人民多而不希望人民减少的话,如果要蓄养姬妾,就不能不节制。

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所以,音乐越繁复,治国的成绩越少。因此来看,音乐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啊!

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所以,掌权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聚集天下的贤良之士罢了。

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宜不亲,不义不近。

不义的人不能让他富裕,不义的人不能让他显贵,不义的人不能给他信任,不义的人不使他接近。

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

君主所凭借着驱使臣下的,只有尚贤一种方法;臣下用来侍奉君主的,也只有仁义一条途径。

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

如果爵位不高,那么人民就不敬重他;如果俸禄不重,那么人民就不会信任他;如果在理事时没有决断权那么人民不会敬畏他。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

以德行来排列位次,按官职来处理政事,按照劳绩来决定赏赐,衡量功勋二分给俸禄。

故得士则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因此,得到了士的辅佐,君主谋划国事就不困难,身体就不劳累,功成名就,美善彰显二丑恶杜绝,这是得到了贤士的缘故啊!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于天,则菑犹未去也。

天下的老百姓如果都向上统一于天子,而不向上统一于天的意志,那么灾祸就还没有完全离去。

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

凡是天下的祸患,掠夺与怨恨,之所以能出现,原因就在于人们不相爱。因此,仁义的人认为这是不对的。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关爱别人的人,别人也必定会关爱他;给别人利益的人,别人也必定会给他利益;憎恶别人的人,别人也必定憎恶他;残害别人的人,别人也必定残害他。

特上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

不过是君主不把它[爱人利人]用在政事上,士大夫也不把它付诸行动罢了。

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也。

这是圣王的法则,治理天下的正道,不可不努力去做!

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现在,对于做了很小错事的人,人们都知道他做错了并谴责他;对于犯了大的过错,以至于攻打别的国家的人,人们却不知道谴责他,反而跟着赞美这种行为,说这是义。

因其国家,去其无用,足以倍之。

而是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去掉那些无益于实用的东西,这就足够使国家的财利增加一倍了。

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

凡是圣人制造的这些东西,无一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所以使用财物不浪费,民众能够不劳苦,他兴起的利益太多了。

皆曰∶”吾上祖述尧舜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

一个个都说∶我是向上效法了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大道。”但所说的话却是互相攻击的,所行的事是截然相反的。

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

[厚葬使]已经获得的财产,都拿来埋掉了;丧后本当产生的财产,又被长时间的禁止所消除。

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

就好像让人伏在剑刃上,而期望他能长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