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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民事的、商事的，有时甚至是刑事的纠纷；即使在知道有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而且不存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的重大障碍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总是情愿诉诸正式法律来解决纠纷。这一现象是不能用文化上保守来解释的。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固守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的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利益。
苏力
苏力
法学教授

朱苏力，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人，1955年4月1日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学历，博士生导师。2001年至2010年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或称对策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理论分析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分析表明在多次博弈的前提下，博弃双方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合作将产生帕累托而双方不合作将得出纳什均衡。而合作之所以能，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博弈双方的交流不存在隔阻，且交流双方的关系是反复博弈的而不是一次性的。
苏力名人名言哲理格言警句语录
苏力

然而，这一结论也并非宣告“法律死了”，因为那种机械的严格执行、遵守制定法的现象从来就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而只出现在一些法学家的书本上或理念中。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法律死了，那么死去的也仅仅是那种于国于民有害而无利的信条主义的过于理想化的法治观，而从中生长起来的是与当代中国变革相结合的、世俗但不卑俗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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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

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和城市化使人们更多同陌生人进行交往，使犯罪违法有了可乘之机。一般说来，处于陌生环境的个人对他人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无法产生一种切身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这就使他或她更易于从事一些在家乡或熟悉环境中所不为的行为……而另一方面，高度的流动性也使违法犯罪者有更多可能逃脱社会的制裁，包括舆论的制裁和正式的法律处罚，而这种逃脱反过来又可能刺激更多的和更严重的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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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

如果不是以外在的文字形式界定法律，而是以其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功能来界定，我们可以说那种认为中国历史是没有法、法律或法治的历史的激动人心的理论是荒谬的；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的废弃而失效了的论点是天真的：而那种认为人们无知、愚昧、不懂法的看法是贵族化的。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农村中，许多带着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这种传统由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感觉不到它是外在的，而是被当作理所当然天然合理的。在没有其他生活方式对比之下，甚至难以觉察它的存在。只有在有外来法律试图重新规范社会生活时，这种民间法律才通过民众对外来法律种种不合作、规避法律、寻求“私了”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它的力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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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

如果没有遗憾，反倒真的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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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

如果一切值得弘扬的中国文化中的因素，仅仅因为它们完全符合或大致符合外国的某种理论或实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从外国照搬，有什么理由要从中国文化之中寻求那些所谓的“萌芽”呢？这种做法的背后仍然是缺乏自信；如果条件恰当（例如熟悉外国文献、精通外语），无须改变立场就可以从中导出“彻底砸烂中国文化传统”的结论和做法。除了学术上、理论上、认识上没有想透之外，这种做法，往往并非出自并追求对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和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而是出自一种“我们先前也富过”的阿Q精神，甚至是潜意识地出于对各种自我既得利益的维护。 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且真诚的关怀与信任；相信并假定：过去和今天的任何人（包括西方学者）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他们的选择也同样具有语境下的合理性。然后，以此为基础，深入地理解和发现现实，加以学术和理论的概括总结；对自己的研究发现抱着一种不断反思，既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又随时准备在新的、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面前放弃自己的结论，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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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

他们在指出中国司法传统不发展、人们不习惯上法庭诉讼的特点的同时，并习惯性地将原因之一归为中国人有「厌诉」或「耻讼」的传统价值观。[14]这种以观念来解释行为模式的文化解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解说也许只是一种变化语词的同义反复，而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不具有经验上的可验证性。因为所有能证明中国人有厌讼观点的只是他们的很少进行诉讼的行为，而之所以这样行为的原因据说又在于他们有厌讼的观念。这样的解释只是使人们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而从这两部电影，尤其是从《秋菊打官司》来看，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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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改革初期，法律相当简单，粗略，有时不仅难以执行，而且有时还没有财力，物力和人力来严格执行；在这种制度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为解决现实的急迫问题，各种法律规避的措施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制定法（法律和政策）的丰富充实和临时补给。因此，这种法律规避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方法。而且，其意义还在于，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它同时起着打破旧体制，蜕化旧体制以及通过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理性选择而逐步形成新规则体系的作用。这使得改革的阻力相对减少，使人们的接受能力增加，用经济学的话语说，就是节省了改革的“交易成本”。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法律规避现象必然会增多，甚至必须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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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尊崇人民的创造力。而之所以尊崇人民的创造性，并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民主价值或关于人民的神话，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个人（包括历史上的个人——因此要珍重传统留下的知识）都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或无法拥有的、具体的知识。而就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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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期以来倾向于将法律视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而忽视法律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保持稳定，是一种保守的社会力量；因此，在我们频繁地“修改完善法律法规”之际不仅不可能建立法律的预期和权威，而且有可能破坏本来法律所要保证的已经建立的社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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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民事的、商事的，有时甚至是刑事的纠纷；即使在知道有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而且不存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的重大障碍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总是情愿诉诸正式法律来解决纠纷。这一现象是不能用文化上保守来解释的。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固守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的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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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世界中。人们看的似是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参见本集中「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一文，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们需要的是互相理解和沟通，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曲解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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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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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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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保持一定高度的社会道德和舆论的压力，而这只是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和渐进发展的后果。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种社会的压力是使人们不敢违法犯罪和有效改造罪犯和违法者的重要条件之一。当前，我个人认为尤其要注意对犯了罪或有违法行为的“能人”“名人”的处理，不仅在法律上绝对不应从轻，舆论上也不能宽容。这不仅涉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最有效地防止他们对社会道德观念的肆意破坏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这也并非是对他们格外苛刻，而是一种竞争机制和淘汰的表现一一既然你选择了“出人头地”，影响广泛，社会就要求你格外严格，有得必有失。那种超法律的保护“能人”，论上的保护“能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一方面反映了先前的计划经济的影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变相的等级特权观念，而这些恰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逐步改革的。同样“能人”是在竞争中才能出来的，而不是在特殊保护中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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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习惯和观念之所以可以长期存在，总是具有某些未被发现的存在的合理性，即使一些今天看来非常荒谬的、迷信的做法，在当时当地的社会中也许都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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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从这个角度看，界定权利和建立权利保护机制的权力应当是分散化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更多地考虑当事人的偏好，而不是依据一种令人怀疑的普遍永恒真理而加以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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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样的命题在理论表述上是不够精密的，就其自身来说，是与我们所接受的其他理论命题冲突的，必然导致对法律传统的虚无主义。在实践上，他也更容易令人误认为，只要多立法，加强执法，就可以促成和发展市场经济，因此轻视了市场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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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改变了社会结构，使原有的社会中制约犯罪违法的机制打破了，当没有功能上可以替代的新机制时，犯罪违法就会大量增加。同时，由于社会的变化也会带来冲突的社会规范，规范的冲突也会使人们无所适从或进而“无法无天”，从而促使人们冒险违法和犯罪。特别是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中，物质利益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传统的道德和习惯的力量都难以与之抗衡，为了经济利益而铤而走险的行为到处可见。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增加，也使道德规范多元化。人们的共同的道德意识和规范意识单薄了，因此对违法犯罪的非正式的社会制裁大大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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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菊打官司》的纠纷中，当司法机关没有发现身体伤害时，正式法律就将这一纠纷推开；而一旦证实有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时，伴随的是法律上的行政拘留——行政拘留被认为是对此案的恰当、合理的解决办法，而没有给予秋菊所要求的说法。甚至这个正式的法律制度无法理解、也没有试图理解什么是秋菊要的“说法”。 必须注意，我说的是这个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不是这个制度中的运作者；我认为，其实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知道秋菊的“说法”大致是什么，仅仅是因为这个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没有这个“说法”的制度空间，因而就无法理解“说法”这一不合所谓的现代法制模式的请求。 换言之，只有符合这一法制模式的请求才构成诉讼请求，才能进入司法程序。在这里，制度的逻辑限制了一种人人知道的知识以及其他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将法制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话，应当说，在这里，实际就是法治规则在统治，而不是人们以他的私人知识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裁决，即使这样的裁决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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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文化上，这一问题甚至更为突出。中国法律界一般都同意这样一个判断：我国的法律传统历来普遍倾向于重视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这其中的有些行为固然可以以不正之风解释，但在法律文化上，这不正是一种缺乏‘形式理性’的表现吗？此外，我国的法律机构的运作也常常过分强调对大众呼声的反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词语不时出现在司法判决书上；不仅大众有这个要求，司法机关也这样自我界定和行为。这种传统也限制‘形式理性’法律的形成，使法院的运作较多为社会上不很确定的情绪性因素影响甚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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