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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历史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他们总能另辟蹊径,得到新的发现。过去,根本性的新发现带来了许多变化,包括理论、技术和概念等方面,而这些变化在新发现刚刚出现的时候甚至根本无法想象。我认为,对于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中可以存在贝尔影响的发现,就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重要发现,是那种像雪球一样的变化。现在这个雪球还比较小,但是我猜它会变得越来越大,带来理论、技术和概念上的变化,关于这些变化,我们现在几乎都无法领悟。
理查德·德威特
演化论为我们在生物界所发现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完全自然的机制。在这一点上,在一个科学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尊重科学的世界观里,西方世界关于上帝的传统观点或者关于宇宙有一个宏伟目标的观点,就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
理查德·德威特
当我们重新表述相对性原理后就会发现,广义协变性原理其实是一个更为概括的相对性原理。因此,相对性原理从本质上是说,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参考系中都是相同的,而广义协变性原理所表述的则是,在所有参考系中,物理定律都是相同的,不管这些参考系相对于彼此在进行怎样的运动。这恰恰就是广义相对论被认为是一个广义理论的原因。狭义相对论适用于满足了某种特定条件的特殊情况,也就是与惯性参考系有关的情况,而广义相对论则突破了这个限制,可以适用于所有参考系。
理查德·德威特
牛顿,跟我们大家一样,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会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牛顿与当时支持竞争理论的人进行的较量、其早期研究成果的接受情况、其本人的性格冲突、当时社会上对什么人首次发现了什么事的争论,甚至可能还有牛顿童年时期与母亲的关系,都会对牛顿产生影响和激励。总的来说,大量复杂的因素在牛顿的研究工作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理查德·德威特
贝拉明非常尊重科学发现,但他首先是一位宗教领袖,这也是他最重要身份,对他来说,宗教经文提供的证据要胜过科学证据。另一方面,伽利略也很尊重宗教事务,但他首先是一名科学家,这也是他最重要的身份,因此对他来说,通过新科学发现获得的证据要胜过宗教经文提供的证据。
理查德·德威特
在开普勒有生之年始终促使他进行研究的一个因素,也就是开普勒渴望读懂“上帝”所思。究其一生,开普勒都坚信“上帝”对构建宇宙可以说有一个确定的计划、蓝图。开普勒被强烈地吸引,渴望发现这个蓝图来读懂上帝所思,并了解上帝在创造宇宙时就准备好的计划。
理查德·德威特
有一种普遍但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谈到这个或那个理论时,说它是可证伪或不可证伪的。然而,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并不是谈论这个命题的最好方法。通常,可证伪性是对某个特定理论所秉持的态度,而不是这个理论本身的一个特点。
理查德·德威特
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中指出的:“在过去的全部历史中,根据代代相传的记录,不管是在最远的天边,还是在天空的任何一个部分里,我们都没有发现任何变化的迹象。”
理查德·德威特
不论受苦的人身份为何,痛苦就是痛苦;不论发现知识的人身份为何,知识就是知识。
瓦尔·赫拉利
斯密提出,语言的规律是发明,而非发现,也就是说,这跟物理定律不一样。但它们始终是规律:如果孩子没能正确地运用“bring”的过去式,说“bringed”而非“brought”,父母或者小伙伴会加以纠正。所以,语言是一个有序的系统,是靠着人们努力尝试“让各自的需求为彼此所理解”,不断试错而自发产生的。没有人负责,但这套系统是有序的。
马特·里德利
人类历史的传授方式,也由此充满了误导,因为它太过强调设计、指导和规划,而太少关注演变。所以,打了胜仗的,是将军;经营国家的,是政客;发现真理的,是科学家;创造流派的,是艺术家;实现突破的,是发明家;塑造心灵的,是老师;改变思想的,是哲学家;布道的,是教士;做生意的,是商人;阴谋导致危机;神祇订立道德。
马特·里德利
教士们发现,苛刻的、苦修般的自我牺牲,能唤起更大的忠诚度。
马特·里德利
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对人择原理做了最后判决:“想象一下,有一摊泥浆清早醒来,它想:‘我发现自己所在的世界真有趣啊,我所在的这口坑太有意思了,刚好适合我,不是吗?老实说,它跟我的契合度好得太惊人了,说不定是专门为我造的呢’!”
马特·里德利
专家能够看到新手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看到的线索,新手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即使看到也认为毫无关系。而恰恰是这些表面的线索引导专家实现了深刻的发现。这样,表象也越来越包含本质。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若是对某个领域没有执念,则很难想象一个人如何才能产生革命性的洞见。如果没有做好准备,执念便一无是处。要不是充满热情,就不会发现长久以来从所有同事眼皮底下溜走的联系。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当遇到一个新的情境时,总会想起自己或是朋友、家人等过去发生的事;面对着这些复杂的情境,也总能脱口说出生动形象的词汇。上述这些都明确表示,思维就像强劲有力的引擎,为的就是寻找一个个具体事物之间深藏的联系,也就是指发现或创造抽象。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尽管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才是对类比发号施令的人,但事实刚好相反:我们处在自己拥有的大量无意识类比的股掌之中。这就像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统治者,实际上是在顺从民心。因为,若他总是反对自己的人民,很快就会被人赶下宝座。到头来,才发现这位权倾一时的“领导”,只不过是一个眼观六路的随从。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一个用途广泛的发明在一个社会出现后,接着它便往往以两种方式向外传播。一种方式是:其他社会看到或听说了这个发明,觉得可以接受,于是便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是:没有这种发明的社会发现与拥有这种发明的社会相比自己处于劣势,如果这种劣势大到一定程度,它们就会被征服并被取而代之。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火枪在新西兰毛利人部落之间的传播。其中有一个叫恩加普希的部落于1818年左右从欧洲商人那里得到了火枪。在其后的15年中,新西兰被所谓的火枪战争搞得天翻地覆,没有火枪的部落要么也去弄到火枪,要么被已经用火枪武装起来的部落所征服。
贾雷德·戴蒙德
可以燃烧的自然产物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如富含树脂的圆木在营火中爆燃。到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人通过加热天然沥青提炼出大量的石油。古希腊人发现,石油和沥青、树脂、硫磺、生石灰的各种混合物,可以用作由弩炮、弓箭、火焰炸弹和船只来发射的火攻武器。中世纪伊斯兰教的炼金术士为生产酒精和香水而发明的蒸馏技术,也使他们把石油蒸馏成馏分,其中有些证明是威力甚至更加强大的燃烧剂。
贾雷德·戴蒙德
我的两个主要结论是: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如果把这两个结论用于没有文件证明的古代技术发展史,那就更加有说服力得多。当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注意到他们的炉膛里焚烧过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残留物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长期的偶然积累起来的发现会导致最早的罗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这种积累过程则是从最早的表项有半透明薄涂层的物品(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的类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
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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