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以的名人名言哲理格言警句语录 - 每日文摘
所以
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
孙中山
为什么十二年来，人民都以为祸乱是革命产生出来的？中国大多数人的心理，‘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王’。这种心理不改变，中国是永不能太平的。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样样敷衍茍安，枝枝节节，不求一彻底痛快的解决，要晓得这样是不行的。你不承认十二年的祸乱是革命党造成的么？民意大多数却承认是这样的。若以大多数人解决问题，那只好从他们的希望实行复辟了。我们有时到乡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们说：‘现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国决不能太平。’要是中国统计学发达，将真正民意综起来分析一下，一定复辟的人占三万万九千万多。我们果然要尊崇民意，三四十年前只好不提革命了。因为在那时，多数人要詈我们乱臣贼子，是叛贼，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你们要实行自己的宗旨，必[不]要处处迁就民意，甚至于民意相反，也是势所不恤的。学生是读书明理的人，是指导社会的，若不能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而苟且从俗，随波逐流，那就无贵乎有学生了。
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1923年8月15日
孙中山
我们要革命的缘故，因为是知道了种族的束缚、政权的束缚、经济的束缚种种不好的道理，所以要拼死命去打破他们。
在桂林学界迎会的演说，1922年1月22日
孙中山
本大总统的性质，生平是爱革命，诸君要欢迎本大总统革命的性质。本大总统想要中国进步，不但是对于政治，主张非要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要革命；要把全中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
在桂林学界迎会的演说，1922年1月22日
孙中山
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识字，不可使之入塾读书也。’于理通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况令世界人类，已达于进化童年之运，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渐发达，所谓世界潮流不可复压者也。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
《能知必能行》
孙中山
夫菲律宾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菲律宾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乌乎可！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净，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则同胞幸甚！中国幸甚！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
孙中山
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试以铁道论之，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道工人等之死命矣。
——《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1912年4月16日）
孙中山
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没有进步，人类便退化。
——民权主义第三讲
孙中山
共和之所以异于专制者，专制乃少数人专理一国之政体，共和则国民均有维持国政之义务。
——《在石家庄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21日）
孙中山
平等自由是在什么地方立足呢？要附属到什么东西之上呢？简而言之，是在民权上立足的，要附属于民权之上。民权发达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长存，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所以中国国民党发起革命，目的虽然是要争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义和口号，还是要用民权。因为争得了民权，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三讲》(1924年）
孙中山
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去恢复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内，就可以把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增加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害，都一齐消灭。
民族主义第六讲
孙中山
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法国革命的口号来比较，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16日）
孙中山
现代军人，只懂军事是不够的；军事以外，还必须了解政治。所以你到日本以后，应该注意考察政治。
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住宅与李宗黄谈话，1918年7月
孙中山
人或云共和体制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谅情势之言耳。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试观僻地荒村，举无有俗政（清）虏之恶德，而消灭此观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尊敬长所以判区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议之而自理之，是非现今所谓共和之民耶？苟有豪杰之士起而倒清虏之政府，代敷善政，约法三章，慰其饥渴，庶爱国之志可以奋兴，进取之气可以振起也。……余固信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天必助之。君等之来缔吾党之道，欲以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雪东亚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之人道而拥护之者，唯有成就我国之革命，即为得之。
——在日本与宫崎寅藏谈论其革命宗旨与方法，1897年
孙中山
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等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党的训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望各同志牺牲自己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在广州大本营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
孙中山
说到政治，便要讲国家。国家的责任是设立政府，为人民谋幸福。政府这个东西，近来各国学者有的说是可以保护人民，代谋幸福，主张是应该有的。有的说是干涉人民的幸福，威权太大，应该把他减少，减少至于零便主张不应该有，而成无政府。这项学说在俄国顶发达，因为他们从前的专制政府过于暴虐，要打破他，便主张无政府。究竟政府在人类中是有没有用呢？在座诸君是主张改良人类来救国家的，自然不说政府是无用的。人民在国家之内，国家根基所以能稳固之理，便是在人民的文明进步，互相团结，拱卫国家。人民的文明进步在人民的自身本来可以做得到，不过有了政府，加以提倡和辅助的工夫，进步得更快。所以我们要社会的文明很高，人类进步得很快，政府不是无用的。如果有了良政府，社会的文明便有进步，便进步得很快。若是有了不良政府，社会的文明便进步得很慢，便没有进步。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1923年10月21日
孙中山
党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义；为要行一定的主义，就不能不重在人。本来旧国家的政治也是重人，现代新国家乃重在法。但法从何来？须要我们人去造成他。所以党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我们要造法治国家，只靠我们同党人的心理。党之能够团结发达，必要有二个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义作用；至于法治作用，其效力甚小。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1920年11月4日
孙中山
往年本总统以民族主义，提倡我中华全部，遂至捐弃家人，沈沦异域，投艰蹈险，虽屡濒于死，而大声疾呼之气不少衰；然当时之应而和者，只会党一部分，余则犹尚酣睡沈醉而未醒。曾不几时，民族主义之进步，日速一日，今则统中国皆国民矣；我鄂军代表竟首举义旗矣；我各省同胞竟同声响附，殆无不认革命为现今必要之举动矣。同胞！同胞！何幸而文明若此也？此必我黄帝列圣在天之灵，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兴汉之奇功，盖可以决满虏之必无噍类矣。虽然，本总统窃有不能已于言者，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事不图终，曷克有济？倘行事或虎头鼠尾，而存心复狼顾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鱼肉；或萌退缩之志，坐失事机，则后祸之来，何堪设想？所以曩者欲图大事，而往往功败于垂成者，其遗误大都如是也。今特布告我大汉同胞，共鉴前车，牢持来轸，再接再厉。全始全终；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诿，纵使百战百胜而勿骄，即令小败小伤而勿馁。凡我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效诸葛一生惟谨慎之行，守吕端大事不糊涂之旨，运筹宜决而密，用兵贵速而神，自能垂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使异族帖耳俯首。此固本总统中心之所切切，而群策群力，实所望于同胞。
——湖北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刊有用孙名义发布之《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布告全国同胞书，1911年10月31日
孙中山
讲到革命的用青天白日旗，是由乙未年创用，迨后革命军占领镇南关再用，就由法国报纸传扬，故世界亦知此为有历史价值之旗帜。及至武昌革命成功以后，何以反为不用他呢？这是有个缘故。第一就是这面旗很有美术的构造，他的长短尺寸都有一定的比例，就是星的光芒，亦有一定的角度，比较五样颜色的布拼成的，自然难做。而革命要人，多忙不暇理及此事。刚值寄寓上海租界一班老官僚，利用人民弱点，就乘势侵进革命党内，就将国旗改为五色，并且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之疯说。当时一般老革命同志，都莫名其妙，皆以为官僚都来赞成革命，只有海吸百川，兼收并蓄，不知彼等改五色旗为国旗系有绝大深意。当满清未推倒以前，文武官员，多是深居简出，陆行固少，坐船更稀，所以每有外出，便有许多仪仗鸣金击鼓升炮奏乐等事。遇着坐船的时候，如武官官阶至提督的，文官官阶到巡抚的，他船桅上，便悬一面五色旗，以示隆重。由此说来，五色旗便是满洲官制的文武官员一品的官旗。民国十三年来沿用不改。无怪这十三年内，民国政治，都由武人官僚把持，真可痛心了。当他们改用五色时，我一个月后，才到上海，当时我就提议将旗改换，多数同志，以为此不过一种标志小事，现在大事尚多，故我亦不坚持到底。所以此十三年来，我们实常依于官僚武人旗帜之下，岂不伤心？
——〈体认革命历史再开新纪元〉，1924年9-10月
孙中山
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乎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心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勇敢。
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