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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苏力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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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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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这个「案件」中，正式法律制度的干预破坏了这种...
中国当代的“许多实质性的变革，都是在正式的制度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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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句
一件事情的起因和它最终的用途，它的实际应用以及它的顺序，总是会一次次按照新的目的而改写。
苏力
尽管近代法学界一般认为《拿破仑法典》创建了以个人主 义为标志的近代私法体系，改变了以等级身份决定财产分配的封建私法传统，然而一个新近的研究表明， 这只是后来一些自由主义法学家虚构出来的神话，“法国民法典并没有改变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了法国民法典”。
苏力
当然，国家制定法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平容易得以有效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往往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其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哈耶克曾经指出，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预期的社会中，国家的强制力可以降低到最限度。
苏力
就是与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相伴随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 state）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苏力
没有一种具有某种强制性的规则和制约，人们实际上无法进行有效的交往、合作，更无法进行经济活动；因此，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不包含人们的认知活动和社会制约的经济活动。
苏力
无论是民事的、商事的，有时甚至是刑事的纠纷；即使在知道有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而且不存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的重大障碍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总是情愿诉诸正式法律来解决纠纷。这一现象是不能用文化上保守来解释的。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固守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的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利益。
苏力
制定法必须或易于人们所接受，否则行为人可能采取交易成本更低的方式。
苏力
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
苏力
如果不是以外在的文字形式界定法律，而是以其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功能来界定，我们可以说那种认为中国历史是没有法、法律或法治的历史的激动人心的理论是荒谬的；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的废弃而失效了的论点是天真的：而那种认为人们无知、愚昧、不懂法的看法是贵族化的。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农村中，许多带着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这种传统由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感觉不到它是外在的，而是被当作理所当然天然合理的。在没有其他生活方式对比之下，甚至难以觉察它的存在。只有在有外来法律试图重新规范社会生活时，这种民间法律才通过民众对外来法律种种不合作、规避法律、寻求“私了”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它的力量和功能。
苏力
这种保护“弱者”的道义感是可贵的。但我看到的问题更可能出在这里，当我们在热诚或极力推进和保护一种权利，并认为是正义在手而大义凛然之际，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是否会不留心地削弱了另一种同样应当得到重视和保护的权利，特别是那种不具有显著和直接物质收益的公民权利，那些并非某个人所独占的公民权利，例如言论自由权。我们必须平衡这类案件中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公民的权利保护日益增强、而且也必须目益增强的时代。但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风险、没有错误的时代。既然有风险，要有代价，那么总是必须有人（而不论他是谁）来支付这些风险的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由他人或社会来支付，也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例如通过保险制度），但如果考虑到不同个人之间的不同权利的冲突，也许我们应当对在同情心或直觉冲动下作出的决断略加迟疑。我们不能因保护了一种权利而伤害甚或否定了其他的权利。这里的问题不是或不只是谁支付得起这个代价，而是由谁支付了这种代价之后对这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作为制度的法律就应起到这样的作用，防止我们由于一时冲动而做出一些貌似公正而其实未必恰当的傻事。
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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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句
我绝不坚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真理就是自由人的祖国。真理不存在于丑化了的现实里。生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创造的行动。在争论中是不分高贵卑鄙，也不管称号姓氏的，重要的只是真理，在它面前人人平等。
罗曼·罗兰
人类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无法理解自己所承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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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再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将临的节日。
史铁生
你在电视上看见一个小牛出生，出生了以后它几秒钟之后它就想法站起来，常常站不起来，因为站起来立刻就摔倒，然后它又站起来。怎么一个安排，就使得它知道它要站起来，而且失败了以后还可以再尝试，然后等到最后站起来，它就知道要去吃它妈妈的奶，这个母亲跟这个小牛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事情，所以就是自然界非常稀奇的事情非常之多。就使得我想到，现在不是大家都热衷于人工智能吗，他们研究的东西里头也是很稀奇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离小牛跟它母亲之间的复杂的这个关系那还是差得很远呢。我很难想象说是在以后两百年之间，生物学家会对母子之间的 bonding ，能够有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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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
毛泽东
兽交文化始于原始性文化，远古的人类与兽类并没有严格的人与动物的区分。事实上现在在非洲的某些部落，至今还保留着女孩子的初夜权要交给狒狒的习俗，这也是某种图腾。在美国，一些寡居的妇人都养宠物犬陪伴自己。这很正常。
李银河
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短的是生命，长的是磨难。
张爱玲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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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用来爱的，而不是用来了解的。
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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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句
但是在这里，真正属于我的世界只有脚下的小路那么宽。我一步也不会离开这条路。我从不曾需要多么宽阔的通道，能侧身而过就足够了。像鸟在天空侧身飞翔，鱼在大海里侧身遨游，我从来不曾渴望过全部的世界。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去向的一个小小的所在。我只依赖熟知的事物而生活，我心有牵挂，不想迷路，不想回不了家。我在山野里，游荡在节制之中。但已经感到足够的自由。
李娟
悲伤就是知识
拜伦
但愿同入梦。
琼瑶
表面看起来糟糕的事，本质上却往往并非如此。
塞涅卡
我绝不坚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奇花与丽日争妍，翠竹共青天斗碧。
吴承恩
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恩格斯
大家礼义教子弟，小家凶恶训儿郎。
周希陶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列宁
真理就是自由人的祖国。真理不存在于丑化了的现实里。生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创造的行动。在争论中是不分高贵卑鄙，也不管称号姓氏的，重要的只是真理，在它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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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苏力
法学教授
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苏力
法学教授
要注意保持一定高度的社会道德和舆论的压力，而这只是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和渐进发展的后果。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种社会的压力是使人们不敢违法犯罪和有效改造罪犯和违法者的重要条件之一。当前，我个人认为尤其要注意对犯了罪或有违法行为的“能人”“名人”的处理，不仅在法律上绝对不应从轻，舆论上也不能宽容。这不仅涉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最有效地防止他们对社会道德观念的肆意破坏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这也并非是对他们格外苛刻，而是一种竞争机制和淘汰的表现一一既然你选择了“出人头地”，影响广泛，社会就要求你格外严格，有得必有失。那种超法律的保护“能人”，论上的保护“能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一方面反映了先前的计划经济的影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变相的等级特权观念，而这些恰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逐步改革的。同样“能人”是在竞争中才能出来的，而不是在特殊保护中造就的。
苏力
法学教授
一种习惯和观念之所以可以长期存在，总是具有某些未被发现的存在的合理性，即使一些今天看来非常荒谬的、迷信的做法，在当时当地的社会中也许都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功能。
苏力
法学教授
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从这个角度看，界定权利和建立权利保护机制的权力应当是分散化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更多地考虑当事人的偏好，而不是依据一种令人怀疑的普遍永恒真理而加以中心化。
苏力
法学教授
由此，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样的命题在理论表述上是不够精密的，就其自身来说，是与我们所接受的其他理论命题冲突的，必然导致对法律传统的虚无主义。在实践上，他也更容易令人误认为，只要多立法，加强执法，就可以促成和发展市场经济，因此轻视了市场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苏力
法学教授
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改变了社会结构，使原有的社会中制约犯罪违法的机制打破了，当没有功能上可以替代的新机制时，犯罪违法就会大量增加。同时，由于社会的变化也会带来冲突的社会规范，规范的冲突也会使人们无所适从或进而“无法无天”，从而促使人们冒险违法和犯罪。特别是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中，物质利益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传统的道德和习惯的力量都难以与之抗衡，为了经济利益而铤而走险的行为到处可见。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增加，也使道德规范多元化。人们的共同的道德意识和规范意识单薄了，因此对违法犯罪的非正式的社会制裁大大削弱了。
苏力
法学教授
在《秋菊打官司》的纠纷中，当司法机关没有发现身体伤害时，正式法律就将这一纠纷推开；而一旦证实有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时，伴随的是法律上的行政拘留——行政拘留被认为是对此案的恰当、合理的解决办法，而没有给予秋菊所要求的说法。甚至这个正式的法律制度无法理解、也没有试图理解什么是秋菊要的“说法”。 必须注意，我说的是这个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不是这个制度中的运作者；我认为，其实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知道秋菊的“说法”大致是什么，仅仅是因为这个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没有这个“说法”的制度空间，因而就无法理解“说法”这一不合所谓的现代法制模式的请求。 换言之，只有符合这一法制模式的请求才构成诉讼请求，才能进入司法程序。在这里，制度的逻辑限制了一种人人知道的知识以及其他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将法制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话，应当说，在这里，实际就是法治规则在统治，而不是人们以他的私人知识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裁决，即使这样的裁决是合乎情理的。
苏力
法学教授
在法律文化上，这一问题甚至更为突出。中国法律界一般都同意这样一个判断：我国的法律传统历来普遍倾向于重视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这其中的有些行为固然可以以不正之风解释，但在法律文化上，这不正是一种缺乏‘形式理性’的表现吗？此外，我国的法律机构的运作也常常过分强调对大众呼声的反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词语不时出现在司法判决书上；不仅大众有这个要求，司法机关也这样自我界定和行为。这种传统也限制‘形式理性’法律的形成，使法院的运作较多为社会上不很确定的情绪性因素影响甚至左右。
苏力
法学教授
在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主张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时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即所谓同国际社会「接轨」[1]。我在本文中此称这种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为「变法」模式」。
苏力
法学教授
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
苏力
法学教授
这种保护“弱者”的道义感是可贵的。但我看到的问题更可能出在这里，当我们在热诚或极力推进和保护一种权利，并认为是正义在手而大义凛然之际，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是否会不留心地削弱了另一种同样应当得到重视和保护的权利，特别是那种不具有显著和直接物质收益的公民权利，那些并非某个人所独占的公民权利，例如言论自由权。我们必须平衡这类案件中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公民的权利保护日益增强、而且也必须目益增强的时代。但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风险、没有错误的时代。既然有风险，要有代价，那么总是必须有人（而不论他是谁）来支付这些风险的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由他人或社会来支付，也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例如通过保险制度），但如果考虑到不同个人之间的不同权利的冲突，也许我们应当对在同情心或直觉冲动下作出的决断略加迟疑。我们不能因保护了一种权利而伤害甚或否定了其他的权利。这里的问题不是或不只是谁支付得起这个代价，而是由谁支付了这种代价之后对这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作为制度的法律就应起到这样的作用，防止我们由于一时冲动而做出一些貌似公正而其实未必恰当的傻事。
苏力
法学教授
真正的法可以说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它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起作用，但却被认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而一旦有人想强加一种外在的秩序时，这无为的法就会“无不为”，显示出其强劲的抵抗力。
苏力
法学教授
正如人们只有说共同的语言才能对话一样，人们只有在分享某些规则时，才能达成协议。
苏力
法学教授
正是在无人意识到的情况下，国家制定法正在以一种特殊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因此也就是在改变民间法的规则。这种影响日积月累，国家制定法所体现的那种价值，其所要求的行为模式会渐渐改造民间法所体现的价值，改变人们的习惯的行为模式和规范，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民间法。
苏力
法学教授
正因此，我认为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就会被规避、失效，而且可能会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苏力
法学教授
之所以说国家制定法无法抗拒民间法的影响，是因为所谓的严格执法和守法如果有，也是很少的；那种静态的严格法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状态。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可能仅仅因为严格守法和执法是道义上的正确选择而严格守法和执法。大多数情况下，守法和执法只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选择。 而且由于任何制定法都具有某种或多或少的弹性，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许多法律有交叉，因此，从特定角度看，法律规避必定是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真正的严格执法则是一种例外；甚至许多严格守法和执法的行为实际上也可能是一种“法律规避”。
苏力
法学教授
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尽管原则上说，注重形式理性的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运作将从整体上带来更大的社会利益和秩序，但并不必然给社会中的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带来更大的收益。 没有一种具有某种强制性的规则的制约，人们实际上无法进行有效的交往、合作，更无法进行经济活动；因此，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不包含人们的认知活动和社会制约的经济活动。 尽管今天我们习惯了赋予法制一种褒义，但法制或法治本身并不必然允诺了一个美好幸福的社会。因此，我们尽可以不喜欢先前的或某个社会中的法律制度，然而我们不能以否认其是法制而体现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正义、深刻和智慧。
苏力
法学教授
之所以尊崇人民的创造性，并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民主价值或关于人民的神话，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个人（包括历史上的个人——因此要珍重传统留下的知识）都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或无法拥有的、具体的知识。而就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苏力
法学教授
至少在这个「案件」中，正式法律制度的干预破坏了这种社会关系和这个社区中人们之间的默契和预期。似乎法律得到了执行，似乎公民权利得到了保障，似乎正义战胜了谬误，但秋菊和村长最终还得在这个村庄中生活。从理论上讲，他们还必须相互依赖，可是进过「局子」的村长和村长一家还能与秋菊一家保持那种关系吗？秋菊还能同村长保持那种尽管有磨擦、争执甚至打斗但仍能相互帮助的关系吗？我并不是说这种关系将永远破坏了，时间和另一个偶然的意外事件可能会恢复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毕竟要时间和机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他们的关系将是一种虽无争执但极为冷淡的关系。一个「伊甸园」失去了，能否回来，则难以预料。
苏力
法学教授
中国当代的“许多实质性的变革，都是在正式的制度没有改、正式的‘名称’没有变的情况下，人们首先在事实上采取了与正式规则相冲突的行动，改变了事实上的行为约束化（behavior constraints），创造出了各种新的关系，使人们得以捕捉获利的机会”。
苏力
法学教授
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创新是在这种传统本土资源下产生的，其之所以成功和“容易”恰恰不是因为其打断了传统，而是因为这一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传统。
苏力
法学教授
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要建立法治，在一个维度上看，就是要重新建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的确定预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几位熟悉法律理论或外国法律的学者、专家的设计和规划，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国人将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他们的理性，寻求能够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解决各种纠纷和冲突的办法，并在此基础上在人们互动中逐步形成一套与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规则体系。
苏力
法学教授
专业化肯定也会给法律运行带来“负面”作用。专业化对法律运行的一个重点影响是法律判决的日益形式化。形式化在这里特指法官在判决时所明确表述的理由常常不是他们的真实理由，而只是最好的法律上的理由。
苏力
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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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过度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不堪一击。
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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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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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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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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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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