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尽管几乎每个西欧国家都曾经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引进美国的司法审査制度，但没有 一个国家建立起美国式的司法审查，相反倒是出现了一种欧洲式的司法审査。」- 苏力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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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尽管几乎每个西欧国家都曾经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引进美国的司法审査制度，但没有 一个国家建立起美国式的司法审查，相反倒是出现了一种欧洲式的司法审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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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的起因和它最终的用途，它的实际应用以及它的顺序，总是会一次次按照新的目的而改写。
苏力 苏力
尽管近代法学界一般认为《拿破仑法典》创建了以个人主 义为标志的近代私法体系，改变了以等级身份决定财产分配的封建私法传统，然而一个新近的研究表明， 这只是后来一些自由主义法学家虚构出来的神话，“法国民法典并没有改变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了法国民法典”。
苏力 苏力
没有一种具有某种强制性的规则和制约，人们实际上无法进行有效的交往、合作，更无法进行经济活动；因此，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不包含人们的认知活动和社会制约的经济活动。
苏力 苏力
当然，国家制定法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平容易得以有效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往往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其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哈耶克曾经指出，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预期的社会中，国家的强制力可以降低到最限度。
苏力 苏力
就是与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相伴随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 state）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苏力 苏力
无论是民事的、商事的，有时甚至是刑事的纠纷；即使在知道有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而且不存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的重大障碍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总是情愿诉诸正式法律来解决纠纷。这一现象是不能用文化上保守来解释的。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固守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的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利益。
苏力 苏力
制定法必须或易于人们所接受，否则行为人可能采取交易成本更低的方式。
苏力 苏力
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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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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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以外在的文字形式界定法律，而是以其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功能来界定，我们可以说那种认为中国历史是没有法、法律或法治的历史的激动人心的理论是荒谬的；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的废弃而失效了的论点是天真的：而那种认为人们无知、愚昧、不懂法的看法是贵族化的。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农村中，许多带着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这种传统由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感觉不到它是外在的，而是被当作理所当然天然合理的。在没有其他生活方式对比之下，甚至难以觉察它的存在。只有在有外来法律试图重新规范社会生活时，这种民间法律才通过民众对外来法律种种不合作、规避法律、寻求“私了”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它的力量和功能。
苏力 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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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坚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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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坚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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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的起因和它最终的用途，它的实际应用以及它的顺序，总是会一次次按照新的目的而改写。
苏力 苏力
法学教授
马克思的这两个概念是一种哲学范畴，强调的是政治法律活动与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统一性和同构，因此为我们分析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提供了一套工具，而不应当将之作为对社会事实的客观描述，或当作社会事实本身。许多人有这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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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授
从《秋菊打官司》来看，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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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了”这种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而这样一来，这里也就证明了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因为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成本。 说受害人的选择是有理由的（justified）并不是说这一选择的结果在法律上是正当的，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观就必定认可它。但我们在此应当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作一个道德的或法条主义的评价，而是应当思考：如果想以国家的制定法改变行为人的行为，制定法可以和应当如何改进？显然，道德法治教育本身不可能是改变人们对待法律制度的态度的充分条件，尽管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人们的选择是在所有现存的社会限制条件下做出的，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法律，而不仅仅由或主要不是由观念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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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结论”，按照matz的“定理”，“就是你懒得继续思考下去的地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结论并不重要，结论只是人们为了退出某一具体研究时一个比较有效又体面的战术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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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领域内是超越正式法律控制的，因为政府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或对路的“法律”服务来保持这些社区的秩序。” “在秋菊的案件中，那种正式的法律干预，尽管似乎更符合那种被认为是普适且客观的权利观和权利保护，似乎是“与国际接轨”，但它不仅没有令当事人满意，而且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损害了社区中原来存在的尽管有纠纷但仍能互助的社会关系，损害了社区中曾长期有效、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村民们仍将依赖的、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网络。” 秋菊的行为违背了德克海姆所说的那种由“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而产生的集体良知，她就会在无形中受到某种非正式的社会制裁：在一定期间内，她将在一定意义上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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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核心是提出一个思路，提出这些案件中被许多人所忽视的重要的社会价值，提出权利配置的制度化的问题。因此当我们在处理一般的所谓民事、刑事、经济或行政案件时，我们的律师和法学家们不能仅仅着重于“官司的了结”，而忽视个社会中的纠纷具有多重法律问题和普遍的意义。我们需要专门家，但我们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才能使法学的研究成为法学，而不仅仅是“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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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的行为的一些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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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来看，作为制度的法律机构必定出现在这样的法律专门人员之后。或者说在古代是由社会中那些运用普遍规则解决纠纷和冲突的个人扮演了今天法律机构的角色并实现其功能的。 在昔日，法律的机构之所以比较简单，司法执法人员之所以不必须接受专门的训练，究其原因并概括说来，是社会生活相对比较简单，所发生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比较简单；特别是在小农经济的社会中，案件和纠纷所涉及的人和物绝大多数都在当地，容易为社会大多数人所理解和调査，因此可以依据社会中普遍、习惯的行为规则作出判断。无论我们是否将这些规则定义为法律，它们实际上起到了法律的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由于这时法律活动与当地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的联系比较紧密，法律常常是对地方性的社会习惯或惯例的承认，因此人们无需职业训练也可以对案件事实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并依据常识作出比较恰当的因而也相当有效的“判决”。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司法行政不分的现象并非一种愚昧的体现，相反可能是人们面对相对简单的社会管理和统治任务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实践智慧。其后果并不必然如同洛克、孟德斯鸠等早期主张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思想家所演绎的那样一定是十分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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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我们可以发现，法律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法律从来都是社会中一种比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变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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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家制定法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平容易得以有效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往往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其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哈耶克曾经指出，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预期的社会中，国家的强制力可以降低到最限度。
苏力 苏力
法学教授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鼓手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者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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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实的任何再现都是一种经思维创造了的真实。人不可能研究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切事，必定要有选择，要有描述和象，而任何选择、描述或抽象同时也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物自体”构建，也即“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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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去的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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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的本土资源和传统主要不是历史典籍规章，而是社会中活生生的生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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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规避者意识到国家制定法或一种权威的存在，当他们努力规避国家制定法时，实际上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家法律的规则（当然也是在改变国家的法律规则）。真正严重的回题是行为人在行为时心目中完全没有这样一个权威，没有这样的顾忌，这时出现的就不是一种法律规避，而可能是对国家法律政策的无视和公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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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曾经指出，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预期的社会中，强制力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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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之间有文化的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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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社会变革可能在摧毁旧的经济体制的同时，也会摧毁伴随这一体制的一些形式因素：统一的法制、社会秩序、甚至国家的统一；这些形式的因素具有自身的价值，具有超越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生命力。在社会变革中，必须注意保护这些需要时间才能建立的法制的形式因素。因此，尽管矛盾很尖锐，我们却必须在这矛盾的利益中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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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代法学界一般认为《拿破仑法典》创建了以个人主 义为标志的近代私法体系，改变了以等级身份决定财产分配的封建私法传统，然而一个新近的研究表明， 这只是后来一些自由主义法学家虚构出来的神话，“法国民法典并没有改变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了法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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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法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需要各种习惯惯例才能起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许多法律往往只是对社会生活中通行的习惯惯例的确认、总结、概括或升华。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制定法的出现和增加只是由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方式变化而引起的制度变迁之一。当然，国家制定法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平容易得以有效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住往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靠国家强制力オ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其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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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与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相伴随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 state）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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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具有某种强制性的规则和制约，人们实际上无法进行有效的交往、合作，更无法进行经济活动；因此，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不包含人们的认知活动和社会制约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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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是博弈论（或称对策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理论分析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分析表明在多次博弈的前提下，博弃双方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合作将产生帕累托而双方不合作将得出纳什均衡。而合作之所以能，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博弈双方的交流不存在隔阻，且交流双方的关系是反复博弈的而不是一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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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结论也并非宣告“法律死了”，因为那种机械的严格执行、遵守制定法的现象从来就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而只出现在一些法学家的书本上或理念中。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法律死了，那么死去的也仅仅是那种于国于民有害而无利的信条主义的过于理想化的法治观，而从中生长起来的是与当代中国变革相结合的、世俗但不卑俗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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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和城市化使人们更多同陌生人进行交往，使犯罪违法有了可乘之机。一般说来，处于陌生环境的个人对他人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无法产生一种切身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这就使他或她更易于从事一些在家乡或熟悉环境中所不为的行为……而另一方面，高度的流动性也使违法犯罪者有更多可能逃脱社会的制裁，包括舆论的制裁和正式的法律处罚，而这种逃脱反过来又可能刺激更多的和更严重的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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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以外在的文字形式界定法律，而是以其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功能来界定，我们可以说那种认为中国历史是没有法、法律或法治的历史的激动人心的理论是荒谬的；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的废弃而失效了的论点是天真的：而那种认为人们无知、愚昧、不懂法的看法是贵族化的。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农村中，许多带着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这种传统由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感觉不到它是外在的，而是被当作理所当然天然合理的。在没有其他生活方式对比之下，甚至难以觉察它的存在。只有在有外来法律试图重新规范社会生活时，这种民间法律才通过民众对外来法律种种不合作、规避法律、寻求“私了”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它的力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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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遗憾，反倒真的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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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值得弘扬的中国文化中的因素，仅仅因为它们完全符合或大致符合外国的某种理论或实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从外国照搬，有什么理由要从中国文化之中寻求那些所谓的“萌芽”呢？这种做法的背后仍然是缺乏自信；如果条件恰当（例如熟悉外国文献、精通外语），无须改变立场就可以从中导出“彻底砸烂中国文化传统”的结论和做法。除了学术上、理论上、认识上没有想透之外，这种做法，往往并非出自并追求对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和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而是出自一种“我们先前也富过”的阿Q精神，甚至是潜意识地出于对各种自我既得利益的维护。 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且真诚的关怀与信任；相信并假定：过去和今天的任何人（包括西方学者）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他们的选择也同样具有语境下的合理性。然后，以此为基础，深入地理解和发现现实，加以学术和理论的概括总结；对自己的研究发现抱着一种不断反思，既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又随时准备在新的、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面前放弃自己的结论，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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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指出中国司法传统不发展、人们不习惯上法庭诉讼的特点的同时，并习惯性地将原因之一归为中国人有「厌诉」或「耻讼」的传统价值观。[14]这种以观念来解释行为模式的文化解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解说也许只是一种变化语词的同义反复，而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不具有经验上的可验证性。因为所有能证明中国人有厌讼观点的只是他们的很少进行诉讼的行为，而之所以这样行为的原因据说又在于他们有厌讼的观念。这样的解释只是使人们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而从这两部电影，尤其是从《秋菊打官司》来看，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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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改革初期，法律相当简单，粗略，有时不仅难以执行，而且有时还没有财力，物力和人力来严格执行；在这种制度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为解决现实的急迫问题，各种法律规避的措施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制定法（法律和政策）的丰富充实和临时补给。因此，这种法律规避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方法。而且，其意义还在于，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它同时起着打破旧体制，蜕化旧体制以及通过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理性选择而逐步形成新规则体系的作用。这使得改革的阻力相对减少，使人们的接受能力增加，用经济学的话语说，就是节省了改革的“交易成本”。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法律规避现象必然会增多，甚至必须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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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尊崇人民的创造力。而之所以尊崇人民的创造性，并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民主价值或关于人民的神话，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个人（包括历史上的个人——因此要珍重传统留下的知识）都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或无法拥有的、具体的知识。而就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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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期以来倾向于将法律视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而忽视法律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保持稳定，是一种保守的社会力量；因此，在我们频繁地“修改完善法律法规”之际不仅不可能建立法律的预期和权威，而且有可能破坏本来法律所要保证的已经建立的社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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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民事的、商事的，有时甚至是刑事的纠纷；即使在知道有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而且不存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的重大障碍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总是情愿诉诸正式法律来解决纠纷。这一现象是不能用文化上保守来解释的。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固守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的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利益。
苏力 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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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世界中。人们看的似是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参见本集中「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一文，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们需要的是互相理解和沟通，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曲解和征服。
苏力 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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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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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苏力 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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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保持一定高度的社会道德和舆论的压力，而这只是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和渐进发展的后果。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种社会的压力是使人们不敢违法犯罪和有效改造罪犯和违法者的重要条件之一。当前，我个人认为尤其要注意对犯了罪或有违法行为的“能人”“名人”的处理，不仅在法律上绝对不应从轻，舆论上也不能宽容。这不仅涉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最有效地防止他们对社会道德观念的肆意破坏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这也并非是对他们格外苛刻，而是一种竞争机制和淘汰的表现一一既然你选择了“出人头地”，影响广泛，社会就要求你格外严格，有得必有失。那种超法律的保护“能人”，论上的保护“能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一方面反映了先前的计划经济的影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变相的等级特权观念，而这些恰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逐步改革的。同样“能人”是在竞争中才能出来的，而不是在特殊保护中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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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习惯和观念之所以可以长期存在，总是具有某些未被发现的存在的合理性，即使一些今天看来非常荒谬的、迷信的做法，在当时当地的社会中也许都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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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从这个角度看，界定权利和建立权利保护机制的权力应当是分散化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更多地考虑当事人的偏好，而不是依据一种令人怀疑的普遍永恒真理而加以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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