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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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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
对女性的真正尊重是从心里发出的,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这种尊重一定是对每个具体的个体,尤其是对弱者的尊重。伪善的人从来都喜欢空谈人类之间的抽象大爱,喜欢向众人表达自己的博爱之心。但真正的爱从来不是一种表演,它常常体现在每日接人待物中对每个个体发自内心的尊重。
罗翔
所谓冷静,不但是表面的行动,尤其内心和思想都要做到。当然这一点是很难。人总是人,感情上来,不容易控制,年轻人没有恋爱经验更难维持身心的平衡,同时与各人的气质有关。
傅雷
一个热情的人,尤其是青年,过火是免不了的;只要心地善良,正直,胸襟宽,能及时改正自己的判断,不固执己见,那就很好了。
傅雷
一个人要做一件事,事前必须考虑周详。尤其是想改弦易辙,丢开老路,换走新路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理智做一个天平,把老路与新路放在两个盘里很精密的称过。
傅雷
儿女长大了,父母总想到他们成家的问题;有了对象,却又多了精神负担。多一个人需要照料,尤其在这个年头,北方饮食情形特别差,更使我们爱莫能助,牵肠挂肚,不知如何是好。千句并一句,人总是有了感情,烦恼没个穷尽。
傅雷
一个人(尤其在西方)一旦没有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就自动成为生活中唯一的圭臬。大多数欧洲人看到中国人没有宗教(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而世世代代以来均能维系一个有条有理、太平文明的社会,就大感惊异,秘密在于这世上除了中国人,再没有其他民族是这样自小受健全的道德教训长大的。你也许已在聪的为人方面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道德主张并不像西方的那么“拘谨”,而是一种非常广义的看法,相信人生中应诚实不欺,不论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均不计报酬,像基督徒似的冀求一个天堂。我们深信,人应该为了善、为了荣誉、为了公理而为善,而不是为了惧怕永恒的惩罚,也不是为了求取永恒的福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是文明世界中真正乐观的民族。在中国,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养和我们最佳传统与文化熏陶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自然会不逐名利,不慕虚荣,满足于一种庄严崇高,但物质上相当清贫的生活。这种态度,你认为是不是很理想很美妙?
傅雷
事前未经考虑,千万不要轻率允诺任何事,不论是约会或茶会,否则很容易会为践诺而苦恼。为人随和固然很好,甚至很有人缘,但却时常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常常特别吝惜时间(在朋友中出了名),很少跟人约会,这样做使我多年来脑筋清静,生活得极有规律。我明白,你们的生活环境很不相同,但是慎于许诺仍是好事,尤其是对保持聪的宁静,更加有用。
傅雷
生活中崇高的事物,一旦出自庸人之口,也可变得伧俗不堪的。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太看重物质生活,不太自我中心,我也热爱艺术,喜欢遐想;但是艺术若是最美的花朵,生活就是开花的树木。生活中物质的一面不见得比精神的一面次要及乏味,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尤其如此。你有点过分偏重知识与感情了,凡事太理想化,因而忽略或罔顾生活中正当健康的乐趣。
傅雷
生活要过得体面而省俭;要小心而勿小气;慷慨而勿易于上当;享受生活乐趣,但切勿为满足一时欲望而过分奢侈,即使当时觉得这种欲念不可或缺也罢。这是种极不容易的艺术,只有性格坚强的人,运用明智,意志力与极大的耐性,再经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惨痛教训,才办得到!这种人生艺术我们不能期望很快就学会,因此最好及早开始,尤其是在婚姻生活开始的时候。
傅雷
艺术也是一个tyrant [暴君],因为做他奴隶的都心甘情愿,所以这个tyrant [暴君]尤其可怕。你既然认了艺术做主子,一切的辛酸苦楚便是你向他的纳贡,你信了他的宗教,怎么能不把少牢太牢去做牺牲呢?每一行有每一行的humiliation [屈辱]和misery [辛酸],能够resign [心平气和,隐忍]就是少痛苦的不二法门。
傅雷
外面的不如意事固然无法避免,家庭的小风波总还可以由自己掌握。客观的困难已经够多了,何必再加上主观的困难呢?当然这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但自己总该竭尽所能的做去。处处克制些,冷静些,多些宽恕,少些苛求,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别人的长处。生活——尤其夫妇生活——之难,在于同弹琴一样,要时时刻刻警惕,才能不出乱子,或少出乱子。总要存着风雨同舟的思想,求一个和睦相处相忍相让的局面,挨过人生这个艰难困苦的关。
傅雷
爱情啊,有可能是天堂之光,也有可能是地狱之火!但人又不能不去爱!是的,什么也别想阻止爱,不管这爱给人带来的是幸福还是不幸。爱往往是不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择道而行——结果把自己也烧坏了……
路遥
人的感情,尤其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世界上最难解释的一种现象。
路遥
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阴间,倘要稳妥,是颂扬不得的。尤其是常常好弄笔墨的人,在现在的中国,流言的治下,而又大谈“言行一致”的时候。
鲁迅
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邓小平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鲁迅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鲁迅
虽说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们却还向这里跑;老年们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别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转回来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厌世诗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系之矣”,然而他总活着;连祖述释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勗本华尔也不免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不肯轻易“涅槃”。俗语说:“好死不如恶活”,这当然不过是俗人的俗见罢了,可是文人学者之流也何尝不这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总有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还有一条尤其义正辞严的逃路。真的,倘不这样,人生可真要无聊透顶,无话可说了。
鲁迅
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鲁迅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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