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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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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凡以过去的事为论证的批评最好先打个问号,采取保留态度,勿急于下断语。家务事曲折最多,单凭一面之词难以窥见真相。
傅雷
现代青年头脑太单纯,说他纯洁固然不错,无奈遇到现实,纯洁没法作为斗争的武器,倒反因天真幼稚而多走不必要的弯路。玩世不恭、cynical [愤世嫉俗]的态度当然为我们所排斥,但不懂得什么叫做cynical [愤世嫉俗]也反映入世太浅,眼睛只会朝一个方向看。周总理最近批评我们的教育,使青年只看见现实世界中没有的理想人物,将来到社会上去一定感到失望与苦闷。胸襟眼界狭小的人,即使老辈告诉他许多旧社会的风俗人情,也几乎会骇而却走。他们既不懂得人是从历史上发展出来的,经过几千年上万年的演变过程才有今日的所谓文明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一切也就免不了管中窥豹之弊。这种人倘使学文学艺术,要求体会比较复杂的感情,光暗交错、善恶并列的现实人生,就难之又难了。要他们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样样结合起来,也极不容易。但若不能在理论→实践、实践→理论、具体→抽象、抽象→具体中不断来回,任何学问都难以入门。
傅雷
一个人(尤其在西方)一旦没有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就自动成为生活中唯一的圭臬。大多数欧洲人看到中国人没有宗教(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而世世代代以来均能维系一个有条有理、太平文明的社会,就大感惊异,秘密在于这世上除了中国人,再没有其他民族是这样自小受健全的道德教训长大的。你也许已在聪的为人方面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道德主张并不像西方的那么“拘谨”,而是一种非常广义的看法,相信人生中应诚实不欺,不论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均不计报酬,像基督徒似的冀求一个天堂。我们深信,人应该为了善、为了荣誉、为了公理而为善,而不是为了惧怕永恒的惩罚,也不是为了求取永恒的福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是文明世界中真正乐观的民族。在中国,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养和我们最佳传统与文化熏陶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自然会不逐名利,不慕虚荣,满足于一种庄严崇高,但物质上相当清贫的生活。这种态度,你认为是不是很理想很美妙?
傅雷
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有矛盾才会逼你解决矛盾,解决一次矛盾即往前迈进一步。到晚年矛盾减少,即是生命将要告终的表现。没有矛盾的一片恬静只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真正实现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凭了修养的功夫所能达到的和平恬静只是极短暂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刹那就要过去的。或者理想的平和恬静乃是微波荡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锐,而且随时能解决的那种精神修养,可绝非一泓死水:一泓死水有什么可羡呢?我觉得倘若苦闷而不致陷入悲观厌世,有矛盾而能解决(至少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一个总结),那么苦闷与矛盾并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闷而导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变做游戏人生的态度。从另一角度看,最伤人的(对己对人,对小我与集体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 [激情]出发的苦闷与矛盾,例如热衷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怀着野心而明明不能实现的人,经常忌妒别人、仇恨别人的人,那一类苦闷便是于己于人都有大害的。凡是从自卑感自溺狂等等来的苦闷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对自己也是致命伤。反之,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的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但此种苦闷也须用智慧来解决,至少在苦闷的时间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训,才不至于转到悲观绝望,用灰色眼镜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继续在人生中奋斗——而唯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闷才能转化为一种活泼泼的力量而不仅仅成为愤世嫉俗的消极因素;因为愤世嫉俗并不能解决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迈进一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怕经常苦闷,经常矛盾,但必须不让这苦闷与矛盾妨碍我们愉快的心情。
傅雷
一个民族的文化假如取的渗透方式,它的力量就大而持久。个人对待新事物或外来的文化艺术采取“化”的态度,才可以达到融会贯通、彼为我用的境界,而不至于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受也罢,与也罢,从“化”字出发(我消化人家的,让人家消化我的),方始有真正的新文化。“化”不是没有斗争,不过并非表面化的短时期的猛烈的斗争,而是潜在的长期的比较缓和的斗争。谁能说“化”不包括“批判的接受”呢?
傅雷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一边学一边过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具备了所有的(理论上的)条件才结婚,才生儿育女的。你为了孩子而惶惶然,表示你对人生态度严肃,却也不必想得太多。一点不想是不负责任,当然不好;想得过分也徒然自苦,问题是彻底考虑一番,下决心把每个阶段的事情做好,想好办法实行就是了。
傅雷
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至于所谓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
路遥
但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收获……
路遥
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躺椅上,发见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爷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
鲁迅
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猫是饲养着的,然而吃饭不管事。
鲁迅
事在人为,只要有人做,就会有效果。一摊子事,索性不解决,那也是一种态度,结果是一事无成。
邓小平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
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
毛泽东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毛泽东
你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
毛泽东
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鲁迅
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鲁迅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鲁迅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一九二七年。
鲁迅
我们如果承认艺术有独立的无限的价值,艺术家有完成艺术本身最终目的之必要,那末我们便不能而且不应该撇开艺术价值去指摘艺术家的态度,这和拿艺术家的现实行为去评断他的艺术作品者一样可笑。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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