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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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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遇到一个大型银行的高管,问为什么民企贷款这么难?他说:贷款给国企,坏账不担责;贷款给你们民企,有了坏账就丢了饭碗!这就是根源,一日不能解决“国企是亲儿子,民企是外来户”的体制问题,国家支持民企的发展就永远是口号!而民企解决了中国70%的就业啊!
刘强东
如果外国记者注意到某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他就继续展开调查:甘肃的贩卖儿童事件、广西的妇女绝育事件、山东监狱里的劳工维权人士等。这些新闻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而那些报纸的读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了解这些新闻的背景。这就像那本涪陵的教科书:有时你获得了更多的消息,知道的却越少。甚至尽管这些新闻是出于最为良善的目的,却只变成了满足人们窥探隐私的东西而已。
彼得·海斯勒
“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他的长处正是得益于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没有人教他怎么想问题,这样他就可以自由而清晰地思考了。”
彼得·海斯勒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
彼得·海斯勒
你的快乐不在于城市的七十个奇迹,而在于它对你的一个问题所给出的答案。
You take delight not in a city’s seven or seventy wonders, but in the answer it gives to a question of yours.
伊塔洛·卡尔维诺
中国的问题,并不全是因为制度问题,大半是由于人心太坏。
朱光潜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王小波
一个能干领袖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他的追随者制造一种幻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从事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是在进行某种肃穆或轻松的表演,从而忘了生死问题的严重性。
埃里克·霍弗
模仿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快捷方式。当我们没有意向、能力或时间去独自解决问题时,就会模仿别人。忙人比闲人更易于去模仿。换言之,匆匆忙忙的生活更易制造齐性。因此,如果处心积虑要把一群个人融合为一个紧密的团体,不断制造些行动让他们投入,看来是个相当有效的方法。
埃里克·霍弗
是什么让这个世界转动起来的?谁需要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以她的苍白肤色自豪的男人,无比珍爱他的皮肤,因为那不是任何追求的结果,根本没有经过他自己的任何努力。他生来便是那个样子的,他获得了赐福,被选择成为了那个样子,他的皮肤让他在一切事情上都享有等级方面的特殊优先权。这个男人端坐于高原而不是平地之上,他所能看到的全部——就是肥沃的牧草、广阔的平原、深藏着珍宝的高大山峦、汹涌的大海、平静的大洋——所有这些,他铁定地知道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是什么让这个世界转动起来?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所有他能够看见的这些,都稳稳地掌握在他的手里——稳得甚至令他无需时不时地看上一眼的时候;当他可以抨击这些,可以让人把这些从他身边拿走,可以咒骂母亲受孕的那一刻以及他出生的那个日子的时候;当他可以在夜里入睡,然后又在早晨醒来,并且所有他能看见的依然稳稳地掌握在他手里的时候,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接着他还可以再问,是什么让这个世界转动起来?然后他就会得到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内容繁多,而且有很多个答案,每一个答案都是各不相同的,还有很多个男人,每一个男人都是彼此相同的。我问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是我能够问的?我一无所有,我不是一个男人。我问,是什么让这个世界把矛头转向了我,以及所有像我一样的人?当我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无所有,我找不到任何东西。我的面前容留不下一个奢侈的答案所需占有的空间。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我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牙买加·琴凯德
这是悲哀的,除非你是上帝,你的生命从一开始之于你就是一个迷。你是被构造出来的;你降临世上:这些事情是真实的,怎么可能不真实,然而你对其一无所知;你必须相信它们,没有别的解释。你是个孩子,发现这个世界又大又圆,你不得不在里面找一个地方。而怎么找又是一个迷,而且也没有人告诉你该怎样正确地找。你长成了一个女人,一个大人。凭借着丰富的证据,凭借着你俩好的判断力,你开始信赖事物的恒定性,于是你就信赖起了食物的寻常表现。一天,你推开家门,走进院子,而地面已经不在那儿了,你掉进了一个没有尽头、没有边际、没有色彩的洞里。地面上的洞之谜又被代之以你的坠落之谜;正当你习惯了永远的坠落、坠落之时,你突然停了下来;而这停止又是一个迷,为什么你会停下来?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一如你为什么首先会坠落。你是谁是个无人能解答的谜,即使你自己也不能。那么,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
牙买加·琴凯德
直觉启发法的核心观点:当面对难题时,我们往往会对相对简单的问题进行回答,却忽略了自己已经置换了原始问题这个事实。
丹尼尔·卡尼曼
情绪启发是替代的一种,即将简单问题(我对它感觉如何)的答案当做较难问题(我对它评价如何)的答案。
丹尼尔·卡尼曼
可悲的是,人们总是孤立地看待问题,表现出框架效应,即决策的制定往往因为对所回答问题不合逻辑的选择而受到影响。
丹尼尔·卡尼曼
决策问题可用多种关于不同偏好的方式来进行描述或建构,这与理性选择的不变性准则相矛盾。
丹尼尔·卡尼曼
从记忆中搜寻这类问题的实例,如果搜寻过程既轻松又顺畅,这些事的发生概率就会被判断为很大。我们将可得性启发法定义为通过“实例呈现在脑中的轻松程度”来判断概率的过程。
丹尼尔·卡尼曼
许多简单的问题的答案都能由对生活的总体评估替换。(多少次约会?->最近快乐程度)关键就是注意力。
丹尼尔·卡尼曼
“获得-损失”和“存活率-死亡率”没有本质不同,将“损失”转换成等量的“所得”会使问题变得简单。框架转化是要付出努力的,而且系统2通常很懒惰。除非有明显的理由需要这样做,否则大多数人都会被动的接受在框架下的决策问题。
丹尼尔·卡尼曼
窄框架:分别思考两个简单的决策问题;宽框架:一个有四个选项的综合决策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将多种决策综合考虑都会更有优势,但人们天生喜欢用的是窄框架,我们倾向于在问题刚出现的时候立刻作出决策。
丹尼尔·卡尼曼
并不是所有认知工作都令人厌恶,有时并不需要意志力的支撑,人们也能花很长时间和大量精力进行一项工作,心理学家对这种无需作出努力的状态称为心流。“一种将大脑注意力毫不费力地集中起来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是人忘却时间的概念,忘掉自己,也忘掉自身问题”。
丹尼尔·卡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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