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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通常包括:①收集相关事实;②收集解释这些事实的假设;③验证假设,验证的方法通常是进行可以证实或不证实这个假设的实验。
理查德·德威特
可以肯定地说,笛卡尔找到的可以完全确定的观点非常少(可能只有一个),并且后来被证明,这些观点所构成的基础太小了,人们无法在其上进行知识构建。
理查德·德威特
笛卡尔假设存在一个非常强大的“邪恶骗子”,可以把思想和知觉直接植入自己的大脑。如果在存在这样一个邪恶骗子的情况下,还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完全确定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就将是笛卡尔想要的确定的观点,可以作为基础,在其之上进行构建。
理查德·德威特
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他认为,有了合适的体制(销售你产品的市场;防止盗窃的法律;为你带来经济刺激的合理财政和税收制度;一定的知识产权保护,但又不能太多),你就可以着手进行创新,收获它带给你的奖励了,与此同时,你还可以和世界分享它,整个方式就跟你设计、制造了一台机器差不多。
马特·里德利
人类的创新多来自城市:城市越大,创新就越多。这一现象的原因很清楚,至少轮廓分明。人类通过对概念的组合和重新组合来进行创新,网络越大越密集,冒出来的创新就越多。
马特·里德利
英美法归根结底都来自普通法,这种道德准则,没有专人撰写,但每个人都要参与。也就是说,和十诫或者大部分成文法不一样,普通法通过先例或对手论证自然形成,不断演变。用法学家艾伦·哈钦森的话来说,它是渐进式的演变,既不是痉挛式的跳跃,也不是散漫的停滞。它是一个“永久的进行过程——转瞬即逝、动态、混乱、富有成效、可望而不可即、自下而上。”
马特·里德利
每一个人都是从已知出发,无休止地延伸扩展,创造变体。这个大厦的基石就是最原始的生存需要。为了满足这些原始需求,人们不懈探索,进行各种各样貌似无限复杂的活动。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类比从头到脚侵入了我们的思维,控制着我们与世界交互的方方面面。它如此紧密地控制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只能以某种已知的方式进行思考。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如果用心倾听任何一个母语者说出的话,不论是哪种语言,你都会听到细微的走了音的元音、稍微延长的辅音、该发爆破音时却发轻音、该发轻音时却发爆破音、词与词之间的少许停顿,以及许多其他声音的变形走样。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表明下面暗流涌动,充满词语之间的你争我夺,而且这一切几乎都是在说话人不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当我们陷入思维的困境时,增加抽象的层次可以使我们自由地切换视角。但是真当我们一筹莫展时,想通过找到合适的地方进行分类以改变现状是极其困难的。这就涉及微妙的创造性了。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新的概念源于旧的概念,又能改变旧的概念;正是如此,新旧概念才能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并且,对概念进行组合的同时,我们也对它们做了优化。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作类比”这一普遍存在的心理过程背后是什么?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将现在发生的事和过去发生的事进行对比,时刻把握已有经历和当前情况的相似之处,并以此帮助他们理解新事物。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如果在新情况中不做推断,那我们将成为概念世界里的盲人。我们将不能思考,也无法行动,会陷于永久的困惑中,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简言之,为了感知周围的世界,我们必须依靠类比进行范畴化,就像必须依靠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一样。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如果没有“范畴化发动机”永不停歇的搏动,我们将无法理解身边的事物,无法进行理性思考,无法与任何人进行交流,我们的行动也找不到根基。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如果条件许可,复杂程度处在同一水平的社会之间的竞争,往技导致了复杂程度更高的社会。部落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达到了酋长管辖地的规模,酋长管辖地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达到了国家的规模,国家之间进行征服或兼并以形成帝国。更一般地说,大的单位可能拥有对各个小的单位的某种优势,如果——这是一个大大的“如果”——这些大单位能够解决因规模变大而带来的问题,如来自觊觎领导地位的狂妄之徒的无时不在的威胁、平民对盗贼统治的忿恨,以及增多了的与经济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贾雷德·戴蒙德
我的新几内亚的朋友们对我谈起过他们以前的部落战争,但在他们的全部描述中看不出有丝毫的部落爱国主义、自杀性的冲锋,也没有任何不惜冒生命危险而采取的军事行动。相反,进行袭击都是采用埋伏或优势兵力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把为自己村庄牺牲性命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贾雷德·戴蒙德
除了为财富转移给盗贼统治者进行辩护外,有组织的宗教还为中央集权的社会带来了另外两个重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有助于解决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应如何共处而不致互相残杀这个问题——办法就是为他们规定一种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约束;第二个好处是,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动机,而不是产生利己之心。以少数社会成员战死沙场为代价,整个社会就会在征服其他社会或抵御外侮时变得更加有效。
贾雷德·戴蒙德
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达日本,当时有两个葡萄牙人携带火绳枪(原始的枪)乘坐一艘中国货船抵达。日本人对这种新式武器印象很深,于是就开始在本地制造,从而大大地改进了枪支制造技术。到公元1600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更好的枪支。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日本接受火器,这个国家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对他们来说,刀是他们这个阶层的象征,也是艺术品(同时也是征服下层阶级的工具)。日本的战争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间面对面的个人搏斗,他们站在空地上,说几句老一套的话,然后以能体面地进行战斗而自豪。如果碰上农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枪支乒乒乓乓乱放一气,这种行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枪是外国的发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鄙视,就像1600年后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视一样。由武士控制的政府开始只允许几个城市生产枪支,然后又规定生产枪支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再后来把许可证只发给为政府生产的枪支,最后又减少了政府对枪支的定货,直到日本又一次几乎没有实际可用的枪支。
贾雷德·戴蒙德
许多北欧人认为,在气候条件严峻的地方,技术能够繁荣发展,因为在那里没有技术就不能生存;而在温和的气候下,技术则会枯萎凋零,因为那里不需要穿衣,而香蕉大概也会从树上掉下来。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有利的环境使人们用不着为生存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可以一门心思地去从事创新活动。
贾雷德·戴蒙德
本书同你读过的大概每一份别的打印文件一样,都是用标推打字机键盘打印出来的,这种键盘是因其上排最左面的6个字母而得名的。虽然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打字机键盘的这种安排是在1873年作为一种反工程业绩而设计出来的。它使用了一系列旨在迫使打字的人尽可能放慢打字速度的故意作对的花招,如把最常用的字母键全都拆散而集中在左边(用惯右手的人必须用他们不习惯的左手)。这些似乎产生相反效果的特点的真实原因是:如果在1873年发明的这种打字机上连续快速敲击相邻的键,会使这些链互相卡在一起,所以制造打字机的人不得不使打字的人把打字的速度放慢。当打字机的改进解决卡键这个问题后,1932年对为提高效率而设计的键盘进行的试验表明,它可以成倍地提高我们的打字速度,把我们打字所花的气力减少95%。但到这时,标准打字机键盘的干百万个打字员、教打字的人、打字机和电脑推销员以及打字机生产厂商的既得利益,仍多年来压制了提高打字机键盘效率的所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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