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对生活的发现常常不是在生活足够好的时期，而是在其他的一切都被剥夺了，只有私人生活可以作为最后的堡垒时。」- 黄晓丹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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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对生活的发现常常不是在生活足够好的时期，而是在其他的一切都被剥夺了，只有私人生活可以作为最后的堡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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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看中唐以前的作品时，会有一种清晰的视觉印象一我独自在博物馆里，走过一件件展品，灯光独独打在它周围。后面时代的展区是一片黑暗。因为去除了后世历史的干扰，不再习焉不察，就容易看出历史切面上惊天动地的创造力。按时间顺序讲解文学史的过程中，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 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 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瞬何；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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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优美走向崇高的路上，乱离成为动力。北宋末年士人过度追求雅致，却不再有虎虎生气，反衬得《金石录后序》连滚带爬、粗野有力，使后代读者拍案惊奇：如此文章竟出于妇女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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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一死一降的结局，李氏祖孙与两个小人物的区别在哪里？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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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开始，儒家对鬼神之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插图]，《尚书》中即已除却了“天”的存在。《春秋》的伦理史观成为叙述历史变迁、解释王朝兴衰的主流逻辑。这给掌管楚国上古神话及鬼神祭祀的屈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屈原越来越难以将神话系统、历史系统、现实系统三者统一起来。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断裂使屈原成为楚国最早的一位精神流亡者。 《圣经》中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获得了智慧，所以眼睛明亮[插图]，看到了自己的裸体，因此他们被驱赶出了伊甸园。屈原也被他独有的智慧所累，被驱逐出了神话时代的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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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尔赫斯最著名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他提出了“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插图]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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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春与秋是循环的，那等待腐草成萤，死后重生就好了。可是屈原意识到了时间的线性，不再相信重生。当他思量（惟）草木零落这个事实时，立刻意识到，人的生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必将走向迟暮之年。 环形时间破产了，屈原成为了第一个为草木黄萎感到彻彻底底悲伤的诗人。《离骚》里写了那么多草木，没有一处有类似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意思。屈原知道，不会再生了。 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后，屈原重复地写了很多遍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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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完全相信他的身份如此不凡，使命如此特殊，因此不太可能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慨。虽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故事出自《楚辞·渔父》，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它是后人伪托的，也从文献上证明了这并非屈原自述。这就像《魔戒》里，迈雅承担迈雅的责任，精灵承担精灵的责任，人承担人的责任。甘道夫是迈雅，从来不会感慨人类和矮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才是神话中应有的等级思维。但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已将此事当作事实陈述，可见至迟到西汉时代，人们就很难理解屈原的天命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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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当然是个流亡者。他既不属于胡，也不属于汉，在二者之间的“无所属” 地带孤独地存在。他的内在也是分裂的。他的自我完全继承自他反对的国家。在反对汉朝时，同时反对着自己。当其送别之时除一般的别离之痛外，还带有对漂泊的自伤，对永不能消除的无根之痛的强化。 苏武虽不算是流亡者，但他在苏李诗中，被流亡文学的视角塑造，呈现的不是官方历史叙事中载誉归来的荣耀，而是个人生命被故国时间抛下的感伤。南北朝时，那些同样经历流亡、经受身份破碎的士人因为有着极类似的体验，才非要将这组诗的著作权送给苏武和李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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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在那个尚未发明“天赋人权”的时代，因为相信天赋，血统必然是带着特定的人生任务赐到他们头上的，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极力放大自我，寻求与天命的装应，对抗世间之恶。李广以其死抗议，李陵以其不死抗议，都成了武帝咽喉中的一根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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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我看到当日的光线，触到长江边湿腻的细雨，感到个人置身于大变局飓风眼中时寥廓的茫然。这是诗歌存在的意义。它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另一种真实：当事人的心灵、眼光与当日自然、社会的独特遇合。万殊机械而不息的运转因那人心灵的统摄而产生了独特的意义，无含义的事件加工成了能被人类文明处理的情节。诗歌是语言的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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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里，真正属于我的世界只有脚下的小路那么宽。我一步也不会离开这条路。我从不曾需要多么宽阔的通道，能侧身而过就足够了。像鸟在天空侧身飞翔，鱼在大海里侧身遨游，我从来不曾渴望过全部的世界。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去向的一个小小的所在。我只依赖熟知的事物而生活，我心有牵挂，不想迷路，不想回不了家。我在山野里，游荡在节制之中。但已经感到足够的自由。
李娟 李娟
我绝不坚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恩格斯 恩格斯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鲁迅 鲁迅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再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将临的节日。
史铁生 史铁生
有钱人相信：“我创造我的人生。”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的原因，一个人的人生状态都是自己造成的。
哈维·艾克 哈维·艾克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鲁迅 鲁迅
我一生所主张的，就是生活，对人们必须抱持积极的态度
高尔基 高尔基
我念的经，只有四个字:“人生苦短”。因为这苦和短，我马不停蹄，一意孤行。
汪曾祺 汪曾祺
你在电视上看见一个小牛出生，出生了以后它几秒钟之后它就想法站起来，常常站不起来，因为站起来立刻就摔倒，然后它又站起来。怎么一个安排，就使得它知道它要站起来，而且失败了以后还可以再尝试，然后等到最后站起来，它就知道要去吃它妈妈的奶，这个母亲跟这个小牛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事情，所以就是自然界非常稀奇的事情非常之多。就使得我想到，现在不是大家都热衷于人工智能吗，他们研究的东西里头也是很稀奇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离小牛跟它母亲之间的复杂的这个关系那还是差得很远呢。我很难想象说是在以后两百年之间，生物学家会对母子之间的 bonding ，能够有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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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里，真正属于我的世界只有脚下的小路那么宽。我一步也不会离开这条路。我从不曾需要多么宽阔的通道，能侧身而过就足够了。像鸟在天空侧身飞翔，鱼在大海里侧身遨游，我从来不曾渴望过全部的世界。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去向的一个小小的所在。我只依赖熟知的事物而生活，我心有牵挂，不想迷路，不想回不了家。我在山野里，游荡在节制之中。但已经感到足够的自由。
李娟 李娟
但愿同入梦。
琼瑶 琼瑶
悲伤就是知识
拜伦 拜伦
表面看起来糟糕的事，本质上却往往并非如此。
塞涅卡 塞涅卡
我绝不坚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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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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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花与丽日争妍，翠竹共青天斗碧。
吴承恩 吴承恩
大家礼义教子弟，小家凶恶训儿郎。
周希陶 周希陶
真理就是自由人的祖国。真理不存在于丑化了的现实里。生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创造的行动。在争论中是不分高贵卑鄙，也不管称号姓氏的，重要的只是真理，在它面前人人平等。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列宁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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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诗，不懂诗，但不能没有无伪、专一的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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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如果人的生命真的和春夏秋冬一样循环往复，我们肯定很快乐。因为万物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没有什么事需要人类操心。这就像学校的食堂六点开始卖早饭，很努力四点就跑过去了也没有饭吃，所以额外的努力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自然的节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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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玉京小像 张謇 却将万恨付灵飞，故国烽烟事事非。 愁绝听琴吴祭酒，黄冠无地乞身归。当卞赛穿着道袍，带着柔柔从琴河出发找寻梅村别墅，她的琴声铺开一场故国烽烟的宏大叙事。人们听到、联想到无数在易代中死去的人，体会过去已永远逝去。梅村被隔离在演奏者和听众的距离之外，忽然意识到自己连着黄冠入道的自由都不拥有。他四顾苍茫，在自己的家中感到了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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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我看到当日的光线，触到长江边湿腻的细雨，感到个人置身于大变局飓风眼中时寥廓的茫然。这是诗歌存在的意义。它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另一种真实：当事人的心灵、眼光与当日自然、社会的独特遇合。万殊机械而不息的运转因那人心灵的统摄而产生了独特的意义，无含义的事件加工成了能被人类文明处理的情节。诗歌是语言的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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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首词，顾随先生有一番激情洋溢的讲解: “恨”是由于“情痴”，与“风月”无关，即使无风月也一样恨。“东风”者，春天代表。春不长久也罢，须离别也罢，虽然短，总之还有。不是你（春天）来了吗？则虽是短短几十天，我还要在这几十天中拼命地享乐。此非纯粹乐观积极，而是在消极中有积极精神，悲观中有乐观态度。 人生不过百年，因此而不努力，是纯粹悲观。不用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即使还剩一天、一时、一分钟，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活个样给你看看，决不授降，央不气馁。“洛城花”不但要看，而且要看尽，每园、每样、每朵、每瓣。看完了，你不是走吗？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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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写得最顺利的章节是文天祥，写得最困难的章节是李陵和吴梅村。我很多次感叹，英雄就是英雄。无需复杂的分析和写作技巧，只要从文天祥的诗歌中选出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呈现，生命的光辉即不言自明。欧阳修也给我类似的感受。但李陵和吴梅村，在阅读之时，我虽被他们更接近凡人的软弱和屈辱打动，但阐释起来就万分困难。原来凡人生命中微弱的光亮需要经过更复杂的折射和过滤才能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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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不由辩解地伤害李陵的人们，现在又想以施恩者的角色出现。李陵再一次展现了英雄气概——虽然记得那些伤害对双方都没好处，但他决定不忘却，不与“世界的恶意”妥协。他用“丈夫不能再辱”的宣言断绝了退路，永久地自我放逐于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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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为敌的是“天隅”“千秋”“日月”“往路”。他们已失去了先秦时代神祇和祖先的保护，完全孤独地面对世界，甚至不会像《诗经·黍离》或《离骚》一样抱怨天帝对人的抛弃。唯一的纽带是两个凡人之间的情感。连这条纽带也在不可阻挡地断裂。这是无神时代人的处境。在渺小个人与巨大时空的对比中，这组诗才格外富有苍茫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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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苏轼的理解，此诗未必为苏李所写，但此情确乎为苏李所有。在讨论文献时要深究其假，在讨论文学时却要极摹其真。这大约是古人看待“苏李诗”时普遍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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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 “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 瞬间：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在因李陵事件下狱时，他存在的根基被完全动摇。无论是自我之中，还是社会文化中，都没有现成的方案来应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好死不如赖活”，没有人知道还能以其他什么理由活下去。对于不能接受“赖活”的人来说，死是唯一成熟的办法。但司马迁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把写作当作新的存在根基。以它为理由，人就可以不再躲避屈辱和死亡，甚至获得了“万被戮”也没关系的“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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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61这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逻辑。在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地将各种观念发明出来。把它们当作一种答案，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他们是靠什么活下来？这就是我后来关注李陵故事的原因。 李陵是藏在文学史背后的。冠名李陵的文学作品很多。完全确定是李陵写的，只有《汉书·苏武传》中一首楚歌体短歌。不过我在《汉书·李陵传》《答苏武书》和苏李诗中读到一种共性的东西：在完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哲学和智性中也没有资源可用时，仅以意志“扛住”的力量。在或真或假的作品里，李陵从没有司马迁那样豁然开朗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但又完全不肯服输，竟也咬牙度过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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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魏晋诗歌，和阅读汉代诗歌在感受上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面目模糊的作者群体，而是个性鲜明、身世清楚的具体的人。自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之后，文学史就变得充满个人的个性。建安七子之后有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之后又有太康时代群星闪耀的作家，在他们之后，又有陶渊明、谢灵运。文学史不再是群体的历史，而是个体的表达。在文学上追求个人风格的差异，借助作品留下个人生命的痕迹，就是从建安时代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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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中写“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而渊明写“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意谓优患虽深，但此时当下却全然惬意、满足。这是渊明高于杜甫的地方。杜甫所写的，是人们普遍感到而无法表述的情感，使人获得理解和熨帖。渊明写的，却是人们未尝想过的境界，使人震撼并向往。渊明的风度在于他以一人之力，干预了后人对晋末社会的整个想象。如果没有渊明，晋末印象就完全是尘满河洛、烟接寻阳，但陶诗却使人无法忽视，在最黑暗、动乱的时代，依然有澄明的生活和心地。对渊明的时代和人生越了解， 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一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乐观的前提下，感受到如此多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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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专心要尽可能避免无意义的闲谈，即那种不坦率诚恳的交谈。如果两个人谈论他们共知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谈他们刚刚一起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是谈他们工作中的共同的经验，只要他们谈论的是其经历过的事，而且没有用抽象化的方式来对待它，那么，这种谈话就是有意义的。但有另一种情况，一场谈话可能涉及政治或宗教问题，却无聊透顶。当两个人说的都是陈词滥调的时候，当他们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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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前三句都是写人与自然的搏斗，到最后一句，自然的部分消失了，渊明完完全全在讲自已：“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句话常被错误理解成只要结果好，辛苦没关系。但“愿无违”不是“果无违”。“愿无违”的价值恰恰在于从结果中解放出来。它不是指愿望达成，而是指最初的愿力不衰减，人能不断得到激发而不觉倦怠。人生的诸种追求，结果可能就是“草盛豆苗稀”的，但人也可能争取不被条件限定、不被结果定义的快乐，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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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没有空调的时代，江南夏日的房屋是终日开窗的，唯独西窗之外遮盖着稀疏的竹帘。那时虽有风扇和凉席，人仍然终日热得昏昏沉沉。常常是在下午，忽然间有带着雨珠的凉风飘进室内。走廊里响起窗户的撞击声、玻璃窗或玻璃瓶落地砸碎的声音、人奔跑抢救的声音。一阵混乱之后暂时安静，然后是雨脚巨大的喧响，一阵比一阵更凉的凉风带着泥土的味道涌进房间。对于一个心中尚未储存世事的儿童来说，那种凉带来的快乐如洪水决堤。正如旁观的大人常常评价的那样：“落雪落雨狗欢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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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不失所。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37 这是准确到刻毒的描述。事实上金人自建炎四年在黄天荡（在今江苏南京）被韩世忠狙击，又在建康大败于岳飞之后，再也没有渡过长江。至绍兴四年，南宋朝廷已在临安安定下来，宋金实力对比逆转，但前方听闻金兵渡过淮河8，后方士民就如惊弓之鸟，乱窜逃命。 没有谁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但相信自己所在之处一定是不安全的。只要踏上别处，仿佛就有希望。别处之人也持相同的恐惧。人们看似在努力逃命，却只是互换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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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心智需要这样的全景来安慰。当我结束多日的索隐和分析，闭上眼睛，希望从头脑中抹去这些琐屑的知识，“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和“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的诗句却无比清晰地从堆积的字节上浮起，变成一帧高保真的画面，召唤我置身进去，直接获得整体的理解和洞见。在那里，我看到当日的光线，触到长江边湿腻的细雨，感到个人置身于大变局飓风眼中时寥廓的茫然。这是诗歌存在的意义。它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另种真实：当事人的心灵、眼光与当日自然、社会的独特遇合。万殊机械而不息的运转因那人心灵的统摄而产生了独特的意义，无含义的事件加工成了能被人类文明处理的情节。诗歌是语言的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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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句子写得漂亮要首先被提及？因为当歌女轻启朱唇，以舒缓的曲调唱出这些歌词时，文本在时间中被拉长了，词句首先攫取了听众的注意力。 以现在复原的古曲《鬲溪梅令》（南宋姜夔制）看，在演唱中，平均每个字耗时两秒，那么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样的一句，则应有二十秒之长。一唱三叹，则超过半分钟之久。在这样的速度中，听众的注意力被拉入句子内部，每一个词都被放大，成为赫然的块垒。语言的陈腐与新鲜、黏腻与雅洁直接呈现在耳膜和心灵上。是语言，而不是故事、结构决定了词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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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不动声色地简明记录着收藏散失的过程，既不矜夸自己冒死保护收藏的功劳，也不回护自己在更多收藏毁弃中的误判责任。她将这残忍的丧失过程细细写来，清点每次浩劫遗留的吉光片羽，记录这些本与她的生命融为一体的东西如何一层层剥落。她唯独没有写人的嘴脸。似乎他们只是给她带来了必须去处理的麻烦，却不值得她凝神看待。我想这是李清照式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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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完全相信他的身份如此不凡，使命如此特殊，因此不太可能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慨。虽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故事出自《楚辞·渔父》，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它是后人伪托的，也从文献上证明了这并非屈原自述。这就像《魔戒》里，迈雅承担迈雅的责任，精灵承担精灵的责任，人承担人的责任。甘道夫是迈雅，从来不会感慨人类和矮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才是神话中应有的等级思维。但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已将此事当作事实陈述，可见至迟到西汉时代，人们就很难理解屈原的天命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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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香草是象征内心之美，可为什么一戴上香花美草，屈原就要说来不及？“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中间的“汩”是水流的样子。屈原忽然意识到，河水与时间一样，是往一个方向流动的，并不像《礼记·月令》和楚帛书中那样是循环的，因此他面对这些香花美草时就失去了从容的态度。他发现花草快速地枯萎，枯萎之后没有重生。他也联想到了自己的生命“恐年岁之不吾与”，意思是“恐怕上天给我的时间也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也不会再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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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如果春与秋是循环的，那等待腐草成萤，死后重生就好了。可是屈原意识到了时间的线性，不再相信重生。当他思量（惟）草木零落这个事实时，立刻意识到，人的生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必将走向迟暮之年。 环形时间破产了，屈原成为了第一个为草木黄萎感到彻彻底底悲伤的诗人。《离骚》里写了那么多草木，没有一处有类似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意思。屈原知道，不会再生了。 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后，屈原重复地写了很多遍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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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生活在公元前四到前三世纪的楚国。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已经进入理性时代，而楚地还带有很多神话时代的色彩。楚地的神秘性一直到沈从文写《边城》的时代还存在。在屈原的时代，楚国的巫和史还没有分家，掌管国家事务、氏族传承、神鬼祭祀和宗教礼仪的是同一个人。据现代学者考证，屈原担任的三闾大夫，就是主管这些事宜的。他可以说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之间的门槛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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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会拒斥线性的历史时间？因为它把神话时代的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生老病死的防御打破了。本来人们把自己看作和植物差不多的存在，只要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不必害怕死亡。可是环形的自然时间被打破后，死亡就意味着真的回不来了。对于活人，上天也不再主持善恶的审判。生死、善恶两个问题就此摆在了人的面前。诸子百家无一不需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中原士人来说，这些思考是系统性的，是群体共同承担的。在依然处于神话时代的楚国，屈原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这造成了屈原的痛苦、孤独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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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时间这种抽象的概念是不快乐的。它将死亡的阴影投向距离死亡尚远的时候。人类怎样来缓解这种时间的焦虑？靠另一项发现，即自然的时间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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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为任何挫折牵制的人被仆人和马的痛苦牵制了。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从那个“旧乡”来的，虽然旧乡是如此堕落。他的命运与芸芸众生原来是一致的，而不是那寅年寅月寅日预示的独特命运。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回头触及了后世所认为的“真相”，即神灵的世界不过是屈原癫狂的幻梦或过剩的想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回头使屈原彻底跌出那个生息有序、赏罚有时、永续循环的环形时间。就在永恒的门口，屈原做出了一个选择：不进入永恒，而是接受他面临的人类命运，必将朽坏，与百草一起枯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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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在《精灵宝钻》中写道：“伴随着自由天赋所赐下的是，人类在这世界上只存活短暂的片刻…因此人类又被称为世界的客旅，或流浪者。死亡是他们的命运，是伊露维塔所赐的礼物，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连诸神也会羡慕这个礼物。”《离骚》正写出了人类在认领这份礼物的过程中的艰难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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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发明出各种答案，如此，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李陵面对的更为残酷：虽然活着已毫无意义，死却更不能选择，因为它意味着停止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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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司马迁并不反对天意。如果“天”完全死了，人间的善就无所皈依，生命也不复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失败者如何还能称为英雄？他不关注那些不具备“天”的授意，而仅以“人”的欲望和决心去“逆天改命”的人。他最同情的恰恰是这一类人：明明白白从“天”领受了责任、理想、才能，天却于中途撤回了帮助。他们被地上的恶阻挠，不得不将自我献祭出来，作为对他强烈认同的天命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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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在那个尚未发明“天赋人权”的时代，因为相信天赋，血统必然是带着特定的人生任务赐到他们头上的，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极力放大自我，寻求与天命的装应，对抗世间之恶。李广以其死抗议，李陵以其不死抗议，都成了武帝咽喉中的一根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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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激愤并不单纯指向时运不济，也包括对“英雄不自由”的反思。钱穆说：“以事论，则海上牧羊与两军抗衡难易不能相比。以人论，则李陵之与苏武，一相比而确见其为两人。中国史学伟大，亦正在此等处。”无论外在境遇如何，看似孱懦者有完善自己人格的可能，万夫之勇的英雄有无法维护自己人格的可能，这才是李陵事件最值深思之处。
黄晓丹 黄晓丹
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李陵当然是个流亡者。他既不属于胡，也不属于汉，在二者之间的“无所属” 地带孤独地存在。他的内在也是分裂的。他的自我完全继承自他反对的国家。在反对汉朝时，同时反对着自己。当其送别之时除一般的别离之痛外，还带有对漂泊的自伤，对永不能消除的无根之痛的强化。 苏武虽不算是流亡者，但他在苏李诗中，被流亡文学的视角塑造，呈现的不是官方历史叙事中载誉归来的荣耀，而是个人生命被故国时间抛下的感伤。南北朝时，那些同样经历流亡、经受身份破碎的士人因为有着极类似的体验，才非要将这组诗的著作权送给苏武和李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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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看中唐以前的作品时，会有一种清晰的视觉印象一我独自在博物馆里，走过一件件展品，灯光独独打在它周围。后面时代的展区是一片黑暗。因为去除了后世历史的干扰，不再习焉不察，就容易看出历史切面上惊天动地的创造力。按时间顺序讲解文学史的过程中，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 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 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瞬何；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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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相信靠自己的才干足以掌管世界。但瘟疫挫败了他们。如风中高树般敏感，如墙头蒿草般脆弱，这就是曹丕对生命的感受。我们只有在最脆弱、最敏感的时候才最接近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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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福克勒斯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不仅来自头脑，它还要求人涉入命运之河，获取具身的体验。而命运也并不仅是人无法回避的设定，更是个人形成中最重要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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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四章，皆以“我徂东山，幅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那条回家的路洒满秋雨，好像永远没有尽头。诗中有一句“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了解《东山》的忐忑，便可理解曹丕所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的感觉：个人生命虽然在战争或瘟疫这样的群体性灾难中幸存了下来，但生命的底色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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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寄托与此不同。“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天壤”言人渺小，“枯枝”言无根基，“忽”言短暂无常。 这里面没有“拣尽寒枝不肯栖”（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高洁理想，讲的是所有人，所有种类的人生。天高地远之间，人渺小如飞鸟，且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栖息在随时可能折断的枯枝上。在“阳春无不长成”的背景之下，万物繁荣而生命荒诞。草木和鸟兽野蛮生长，但草木随时折断、鸟兽随时坠落。这样惊惶的感觉，居然来自一位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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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这样的思致当然来自他的个人体验。平原和山谷中较矮的树枝不能理解最高枝的忧患，但最高之枝知道这场飓风最终会落到所有草木之上，使“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这便是“人莫之知”。而“忧来无方”并不仅仅是说不知道忧患会从哪个方向到来，而且是强调忧患的必然性、普遍性，无时无刻不在袭来。它不来自特定原因，也无法完全避免。 就像空气的流动必然会带来风一样，生命存在的事实就必然带有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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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在千百帝王都被忘记、万千陵墓都被挖掘之后，俄狄浦斯王与曹丕生命中最惨淡的瞬间——承认自己不过是凡人、罪人，甚或野草的瞬间，却被人们反复咏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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